振动诗歌自由翱翔的羽翼

刘金祥

①处在一个高度物欲化的时代，诗人似乎必然地站在对抗的位置上，否则只有向商业逻辑缴械，向世俗社会投降，从而彻底放弃诗人的立场。对抗，导致远离中心据守边缘，当代诗歌的处境就这样被尴尬地界定。因此，诗歌界的怀旧、田园情结在内部像流行感冒一样扩散；同时，一部分诗人频频向商品世界投送媚眼……总之，诗歌的低俗情绪和灰暗心理在滋长和蔓延。尤其在诗的旁观者看来，会一脸茫然与隔膜地说：“这是诗吗？”在他们的生活中，显然已触及不到诗歌自由翱翔的羽翼，感受不到诗歌曾经给他们带来的灵动和快慰。

②但从诗的自由飞翔的本性出发，由诗的本体立场来言说，事情似乎还没那么悲观和可怕。我们知道，森林里的云雀比靠近人群的鹦鹉更自由，甚至也更安全，尽管它需依靠自己解决饮食问题，换言之，一只正常、健康、没有被豢养损害了本性的鸟儿，应当说天然具备自由飞翔的能力。事情并不那么悲观和可怕的另一层含意是，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诗歌并没有死亡与失踪。恰恰相反，二十世纪是世界级的大诗人接连涌现的时代，从艾略特、叶芝到布罗茨基、帕斯等等，仅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诗人就几近一半。

③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没有某种权力强制要求用制造成批产品的方式来生产诗人与诗歌。

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意识到与表达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犹如人类这一巨大有机体清醒的头脑部分，必然敏捷地率先作出反应。

④由一般的、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在后工业社会，机器与科学引发了实用主义高度泛滥，扼制了人的思辨的自由与可能性。譬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广告、影视、画报、大众摄影图像化了，却消解了多重启示的形象性；广泛流行的、庸俗的艺术显示出技术化、缺乏创造性与商业化的特性等。但从个别、具体的角度认知，机器与科学又给了人的思辨以更大的自由和可能性。正是现代科学在粒子领域的新发现，促成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文学艺术中非理性领域开拓的直接启示，分子生物学、科学的系统理论与文学艺术批评中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紧密关联；相对思维与解构主义之间的联系，一一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性发展的正面作用。可以说科学技术也给艺术对现实存在俯视性的怀疑和非理性的体验与表达提供了依据。

⑤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在表象上看来，并不由占多数的群体来体现，只由少数个人获得与完成。诗歌在现实社会中位置的边缘性，正是由此所决定。大众一般被遮蔽在基础性的生活状态里，“我的母亲和L夫妇在隔壁房间里聊天。他们在谈论小虫与鸡眼，很容易发现，通过这种谈话是不会产生实质性的进展的。”（卡夫卡日记。这里“小虫和鸡眼”，可以充填进许多别的名词，而不会改变判断的性质。）

⑥站在诗的本体立场，我认为当下诗歌应在的位置与实在的位置已在接近契合。据了解，欧美的大学中很多开有诗歌创作课程，有影响的诗人会被这些大学直接聘为教授，这确定了诗歌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又一种位置。社会的发展，也在人类行为分工的精细状态中得以表现。诗歌写作需要很高的文化素质，尤其是语言的修养。语言的操作本身意味着高度的技艺，对词语要素的体会，对结构关系的把握等等，专业化的训练必不可少。“艺术家之为艺术家，全在于他对美的精微感觉。”（波德莱尔）精微的表达需要专门的努力，所以卡夫卡才说：“我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为写作设置的，如果它发生变化，无非是为了尽可能更适合于写作而已。”

⑦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振动诗歌自由翱翔的翅翼，让人们感受与领会到它的力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事情原本就是这样。

（节选自《解放日报》）

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人们实际上从未认真地论证过：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家们开始构建人工智能创作模型时，往往从旧有观念中获得最重要的启发。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瑕疵，科学家们据此提出“失忆者假说”。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二次补充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去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2006年以来的大数据爆发，为人工智能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过去站在人类个体角度看来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人工智能而言，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例如，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结果是，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并通过一种变通的图灵测试来检验它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例如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多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时期的长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并不能从中体会到乐趣。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迪《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

材料一：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电影市场空前活跃，电影票房总收入增长迅速。

国内电影票房收入情况及预测

我国电影基础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电影银幕数量41179 块，是2012年的2.14倍，使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电影银幕拥有量最高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材料二：

“十二五”时期是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2016年中国的文化消费进入一个攀升阶段，消费需求由模仿型向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转型。资本市场非常活跃，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14年、2015年资本市场关注最多的领域就是影视传媒、游戏动漫、教育培训等。文化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法制化步伐在加快。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管理正在经历着由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转型，这个转变对未来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祁述裕《重视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

材料三：

和高速增长的前几年相比，2016年电影行业除了增幅等数字上的变化之外，也没有出现“爆款"的国产电影，曾经被捧上天的IP改编影片，经历了从高空跌落至尘埃的过程。

电影制片人安晓芬认为这与“创作大小年”相关：“一部好的作品，最快需要两三年的开发、沉淀和培育，才能制作上市。”业内人士还认为，这是电商票补退潮后的市场容量的真实展现。去年正值各大电商建立票务平台的旺季，9.9元烧钱式票补带动了电影消费。到了今年，电商票务平台格局已定，票价恢复到了正常的40多元。一些习惯了 9.9元的电影观众，在选择电影时就会更加谨慎。

（摘编自《2016 中国电影行业高增长时代终结 缺乏爆款 IP 崩盘》）

材料四：

《湄公河行动》《战狼 2》这些传播正能量、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国产优秀影片反映了我国电影创作的提升和进步，也反映出我国电影正在形成“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创作格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还认为，“中国电影不仅要满足观影人群差异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还应与中国观众建立更加紧密、良性互动的关系。”优质的作品创作离不开优质人才的培养。在国家多种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电影行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导演、新编剧、新演员、新制片人。这些新鲜的面孔，不断为行业注入生机与活力，推动国家电影事业的日新月异。

为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 该法案对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提炼，并以法律的形式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意味着我国电影将在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环境中迎来新的机遇。

（摘编自《中国电影产业正在升级换代 市场走向规范发展》)

秋渐深

李娟

①秋天来了，秋分一过，晨起漫步江畔，白露满地。树叶、草尖上都挑着颗颗晶亮的露珠。节气和植物，犹如一对恋人，配合得默契贴心，情投意合。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温柔的姿势，她都已心领神会。

②桂花开了，细碎的金色花瓣，宛若星星，人从树下走过，落花细细香满衣。起风的夜里，花香伴着虫鸣如流水般一潮潮地涌进窗来，花香袭人。忽然想起《红楼梦》中宝玉的丫鬟也叫袭人。贾政责问是谁取了这么一个鬼精的名字，宝玉说，她本姓花，有一句古诗“花气袭人知昼暖”所以就给她取名袭人。夕月一弯的秋夜，枕着阵阵花香入眠，无限花香染梦境。

③午后，走进寂静的山林，手里携一本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他写道：“走在山间小路上，芒草、萱草牵吾衣，着实可爱。”我仿佛和他一同走进秋的深处。树上的叶子渐渐凋零，每一棵树变得疏朗透明起来。金黄的、褐色的叶子铺满树下，如同厚厚的花毯。远远看见一棵树，擎着深红的树冠，枝桠上挑着颗颗闪亮的红星星，走进了细看，原来是一树红灯笼似的柿子。

④榉树的叶子一日日红了，细细密密的红叶像一叶小舟，驶向秋之深处。踩着沙沙的落叶，偶然会听见咕噜咕噜石子落地的声响，其实那不是石子，是山中松子落。枝桠上蹲着几只鸟儿，坐在枝头阳光下说着悄悄话，让人想到“林静鸟谈天”。

⑤田野里，收割后的稻草一捆捆一簇簇相依在一起，一夜夜秋风袭来，秋深露重，它们只有依偎在-起取暖。

⑥艾草枯黄了，静静地立在山坡上。每年端年时，人们将它一丛丛抱回家，捆绑好立在家门前，或是用艾叶熬了水给孩子洗澡，等到夏天来了，孩子不会招蚊虫叮咬。《诗经》有云“彼采艾兮，一曰不见，如三岁兮”，原来艾草是伴着爱情从千年前的诗歌中向我一步步走来。那位布衣诗人走在山野间，看见青青的艾叶随手拈来握在指尖，思念就如潮水般涌起。他的诗句随风飘远了，落在《诗经》的泥土中，开出了深情、朴素的花朵，流传了千年。

⑦幼年时在乡下，秋意正浓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山坡上采摘野菊花。一丛丛野菊花如邻家的小女孩，穿着金黄色的布衣裳，柢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冲着我张开笑脸。她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在秋风里交头接耳地说话。奶奶说，将野菊花在太阳下晾干了，装在枕头里，可以清火、明目、安神。我的竹篮里只采了薄薄的一层，就嫌累了，蹲在草里找蒲公英。蒲公英一枝枝白了头，我拔了一枝，小心翼翼捏在手上，轻轻地吹一口气。蒲公英的孩子们就随秋风飞远了。我也是蒲公英的孩子，光阴的秋风一次次将我吹远了。望不见童年，望不见奶奶，望不见故园。

⑧我很喜欢作家汪曾祺先生一段话：“文求雅洁，少雕饰，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一直不知道“菘”是什么样精致的蔬菜，是秋末的一味美食。那曰翻开《诗经》就看见它，原来是一棵青翠的大白菜。如同农家一个粗衣旧服的小闺女，一曰进了学堂，戴眼镜的老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丫头，众人捂着嘴笑，老师就像随手给丫头取了大名“菘”，使得这个水灵灵的小丫头整个人一下子优雅、端庄起来。秋末，清炒大白菜时配上黄的姜丝和几丝红辣椒，盛在青花瓷盘里，分外悦目，爽口宜人。

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几场秋雨，将天空洗得犹如碧玉一般明澈。所有的树木渐渐落尽繁华，疏朗的枝桠伸向晴空，大自然庄严、肃穆的季节来了。

⑩人过了而立之年，才渐渐懂得秋之深的韵味。就好像一个人的文字，年轻时姹紫嫣红开遍，分外艳丽妩媚。慢慢年长，才明白“文求雅洁，少雕饰，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的道理，文字到了一定的时候便开始做减法，简洁、干净、纯粹。将枝头的繁华一一卸下，沉浸在文字的泥土中，简洁不芜，气定神闲，沉静从容。文字有了山寒水瘦、千山鸟飞绝的意想，也有了秋水长天的开阔明朗。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删繁就简三秋树，将人生和文字站成秋天里的一棵树，那是生命的另一个境界。

古代“文人趣味”的生成与演变(节选)

李春青

人们的美学观念、文艺思想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趣味则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趣味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离开趣味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与说教，而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确证的趣味也只能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时尚与习俗。因此可以说，趣味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历史性。

“文”可视为中国古代贵族趣味的标志性符号。在周代典籍中随处可见的“文”是贵族趣味与贵族意识形态的纽结点，它既包含着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贵族价值体系，又包含着以礼乐为核心的贵族趣味系统。孔子赞扬周代的政治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人则常常用“繁文缛节”来评说周代文化，这些都是对“文”这一趣味特征的理解。“文”就是一切形式化的人为建构，包括典章制度、礼仪、知识系统、诗、乐、舞、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等，也包括贵族阶层在正式场合的一切言说。这个“文”的系统把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

“道”可视为士人或士大夫阶层趣味的标志性符号。秦汉之后，受过教育的布衣之士有机会进入官僚行列，于是已做官的读书人和希望做官的读书人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士大夫趣味结构的基本内涵。西周贵族阶层话语系统中没有“道”的位置，它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士大夫阶层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原有贵族阶级蜕化而来的，他们在贵族文化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就是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可以说，士人阶层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是对他们所尊奉的“道”的诠释，而“道”也成为士人阶层文化心态、性情倾向与观念系统的综合性呈现。正因如此，“文”“道”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一个延续千年的基本主题。

“雅”可视为文人趣味的标志性符号。“文人趣味”是在士大夫趣味中孕育而生的。如上所述，对“道”的推崇与信守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趣味的基本维度。然而这个阶层毕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导者，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决非仅仅囿于狭隘的政治领域。于是，士大夫阶层就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标志——“文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当士人阶层意识到自己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并且为个人情趣的表达挣得合法性时，文人趣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心理基础。文人趣味主要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雅化”追求：形式上越来越精益求精，风格上越来越细腻微妙，评价标准上越来越专门化。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这是古代知识阶层身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古代趣味演变的历史轨迹。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