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神话

张系国

①为了搜集一些资料，重读了不少中国的神话故事，因而有个小小的“发现”。奇怪得很，翻遍中国的神话故事，居然找不到一位成功的“反叛者”。中国的神话和其他各国的神话一样，并不缺乏反叛的英雄，但他们的反叛却从未成功过。如共工氏造反，头触不周之山，却失败了．如后并射日，最后连自己的老婆也保不住。最糟糕的是，这些反叛的英雄往往和他们的对手妥协，如孙猴子自称“齐天大圣”，结果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但后来他竟被唐僧收伏，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修成正果。对于一个“反叛者”而言，就未免太过分了！又如红孩儿哪吒，几次大闹龙宫，和他的父亲反目相向，原是一个极成功的小叛徒，最后却也妥协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连闹“自由恋爱”的白娘娘，都要被多管闲事的法海和尚镇在塔下，其他叛徒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②中国神话缺乏成功的反叛者，和西方神话充斥反叛的英雄，的确成为极鲜明的对比。别的不说，魔鬼撒旦就是一个大成功的反叛者。他原来也是天使，居然敢犯上作乱，虽被上帝赶入地狱，却始终不曾悔改，顽抗到今天。希腊神话里的天帝宙斯，本身就是个反叛者。就是失败的反叛者，也□□能坚持到底。□著名的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被罚以脏腑喂鹰，终于为一位人类的英雄所救。再如西绪弗斯，虽然永远在推石上山，但很难说他成功或失败。“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分别，完全在主观的一念之间。除了反叛的天神外，其他反叛的人类英雄，更车载斗量。西方神话故事里的英雄一再为命运所愚弄，总是不甘雌伏地与命运挑战。“人”和“命运”的关系，始终是西方文学□□的灵感源泉。

③中国神话没有成功的反叛者，是否因为中国人是“宿命论者”呢？我想不是。有个很好的例子。“愚公移山”，最后愚公是胜利了。但他的胜利，并不是他真的一铲一铲地铲平了太行山，而是因为最后上帝妥协了，派力士将两座山移走。如果让这神话发展到合理的结束，则愚公及其子孙真正铲平了太行山，也一样可能。但由于上帝的妥协，表面上愚公是胜利了，其实却剥夺了证明他“□□□□”的机会。这是一个上帝和反叛者妥协的好例子。前面提到的孙悟空和哪吒，其实也不曾完全失败。天上的统治阶级接纳了他们，使他们也享受到了部分成功的滋味，这就是妥协的明证。

④这已足够证明中国人不是“宿命论者”了。中国人不认为命运完全不可改变，也并不大胆地肯定命运完全由个人控制，却承认，命运是“天”、“人”妥协的结果。不论天上还是人间，总还是以“妥协”、“折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紧的是，“保卫正统”是可以的，“反对正统”却不可以！即使开始时不是“正统”，在取得统治的地位后，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正统”。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反叛者，一转眼就置身神之列，恐怕也有“正统”的观念作祟呢。

⑤“妥协”似乎不是好字眼，提到“妥协”，总有“迁就”、“马马虎虎”的味道。不过这里说的“妥协”的观念，并不一定有呵责的意思。中国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口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与天争利”、如何养活自己上头。农民如不懂如何利用自然，和自然共存，就不可能养活自己。至于在人与人关系方面，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就是一个“有秋序的社会”，到今日还是如此。在调整人际关系上，自然更需要“妥协”、“迁就”的观念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一直存在“平衡”、“谐和”的概念，当然不是偶然的，是几千年生存于这独特地理环境的结果。在政治组织上，“妥协”，单指为结合一个复杂的社会，并使之运行不息，那么，在人与人之间，必须存在互谅。历史上，中国不曾遇到相等的敌国，因此倾向使用“妥协”的方式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平衡，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已不再是“中”国而必须和世界各强国竞争，维持自己的生存，“平衡”、“妥协”的哲学观不再适用，也是可以明白的。不过某些思想的方式，是否影响了中国人在艺术上及科学上创造的能力，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宋代版权问题的产生，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科技、书籍生产等因素全面发展的产物。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宋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宋代在新书论撰编述、古籍收藏保存、图书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将图书出版事业推向崭新的高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

“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不少著名作者的著作均有过被盗版的遭遇。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作者及出版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对于版权的保护，宋代针对官方出版物和私人出版物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于官方出版物，采取“禁印”措施和确立出版审查制度。一是采取“禁印”措施，在宋代，官府出版的书籍和法令，只允许官方印制，私人不得翻刻。“禁印”不是正规的法令，而是宋代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该措施的初衷具有明显的管理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二是确立出版审查制度。宋代出版发行的中央审查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教育与出版机构，承担部分出版管理职能，其中之―就是对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护版权。除了行使审查职能之外，国子监也承担着版权的登记和注册职能。

对于私人出版物采取“附牌记，发榜文，立公据”的措施。一是“附牌记”，就是在书籍的扉页，序文目录后、卷末或者书边处刊印上版权保护的告示，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载页，其上常常刻有图书的作者、书名、版刻时间、版刻地点及收藏人，主要起着显示版的作用。二是“发榜文”，就是通过申报行政机关，将保护版权的有关事宜张榜公布。三是“立公据”。是指国子监审批印刻者向官府发出的申请后，为其颁发准许保护其版权的“公据”。该“公据”用来证明书籍翻印的合法性，当遇到版权被侵害的情况时，可作为向地方官府告发并追究侵权者责任的依据。

在宋代，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由于在国家层面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系统的民事法律制度，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利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因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是宋代为保护版权不断探索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其对出版者与作者的权益维护，对出版物审查，保护的措施及版权保护意识的培养等各方面，对今天的版权保护机制都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摘自李睿《宋代的版权保护》，有删改）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子的名言。意思是说：只读书不思考，后果是糊涂；只思考不读书，后果是危险。

孔子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是好些聪明人也容易犯的毛病。有一种人，读书很多，称得上博学，但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还有一种人，酷爱构筑体系，发现新的真理，但拿出的结果往往并无价值，即使有价值也是前人已经说过而且说得更好的。遇见这两种人，我总不免替他们惋惜。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个人真正好读书就必定是有所领悟，真正爱思考就必定想知道别人在他所思问题上的见解，学和思怎么能分开呢？不妨说，学和思是互相助兴的，读书引发思考，带着所思的问题读书，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如此看来，学和思不可偏废。在这二者之外，我还要加上第三件也很重要的事——录。常学常思，必有所得，但如果不及时录下来，便会流失，岂不可惜？不但可惜，如果任其流失，还必定会挫伤思的兴趣。席勒曾说，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外界的激励，如一本好书，一次谈话，会比多年独自耕耘更有力地促进思考。托尔斯泰据此发挥说，思想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它的加工和表达则是在一个人独处之时。这话说得非常好，但我要做一点修正。根据我的经验，思想的产生不仅需要交往亦即外界的激发，而且也需要思想者自身的体贴和鼓励。如果没有独处中的用心加工和表达，不但已经产生的思想材料会流失，而且新的思想也会难以产生了。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觉得自己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我的体会是，三天不动笔，就必定会思维迟钝，头脑发空。

灵感是思想者的贵宾，当灵感来临的时候，思想者要懂得待之以礼。写作便是迎接灵感的仪式。当你对较差的思想也肯勤于记录的时候，较好的思想就会纷纷投奔你的笔记本了，就像孟尝君收留了鸡鸣狗盗之徒，齐国的人才就云集到了他的门下。

所以，不但学和思是互相助兴的，录也是助兴行列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学而思，思而录，是愉快的精神拾荒之三步曲。

（节选自周国平《精神拾荒三部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