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传统都是过去的东西，但并非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是传统。可是，过去确系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不能离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而谈传统。

传统都有其“原本”，原本是传统的始发言行。传统的始发言行有其特定的原初行动者、特定的受动者，还有其特定的叫作参照系的现实环境。在传统的原本中，所有这些都是特定的、不能代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展，原本逐步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带有信仰性质的东西而为群体所接受，成为凝聚群体的力量，这样，原本也就逐步地形成为传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远离原本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远离，是指原初行动者、受动者和当时的参照系已消失而成为过去。这样，传统在形成过程中就取得了相对独立于原本所处的参照系以及原初说话人、原初受话人的自主性。

正是这种远离或自主性，打破了原本的限制，扩大了原本的范围，丰富了原本的含义。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在新的参照系之下对原本作新的解释，这就是传统远离原本的原因。任何一个写下来的作品，一旦公之于世，它就是向广大的人群说话，不仅是向同时代人说话，而且是向后来人说话。作为受话人的读者不仅有同时代人，而且有后来人。读者可以对写作的原本作出各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都是根据读者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对原本所作的新解释。可以说，传统的原本在形成为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地参照变化了的环境。在后来的一连串读者面前展开一系列不断更新的世界。写作的原本是如此，行动的原本也是这样。传统的行动痕迹往往出乎原初行动者的始料之所及，自有后来人的评说——解释。

这样看，传统形成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传统不断更新、不断开放、不断壮大的过程。传统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因新的参照系与之相摩擦而不断更新自己，又因其偏执性而抗拒摩擦，力图使自身永恒化。可以说，传统既是摩擦的结果，又是对摩擦的抗拒。那种把传统一味看成凝固不变而无更新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的。因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根据新的参照系，对旧传统作出新的评价和解释，这样才能使传统展开为有生命的东西。

（选自张世英（我看国学——传统与现代），有删改）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緣,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

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参差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第三类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考辨真伪；第三,受数据庳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轻松治史了。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与改正,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数据检索岀的陌生书籍要跟进阅览等。

(乔治忠《治史仍须以读书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