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

黄振萍

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一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 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责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資格。总之，言宫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宫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幸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审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推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此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仆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节）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徧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于•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选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网络时代本应该是诗歌创作的最佳时机,它预示着诗歌创作民主性时代的到来,然而,纵观当下的新诗创作,许多诗歌根本经不起反复推敲和揣摩,往往成为一次性消费品。

这种现象并不代表我们的诗人缺乏深度思考和表达, 而是诗人们将自己的才智用到了诗歌之外,不从诗歌本体出发,用美好的情感和深邃的思索对诗歌主题进行书写,对生活本质进行追问和挖掘,而是用最为便捷的炒作方式,通过制造轰动效应赚取外界眼球来获取诗名。这种炒作的结果是有关生命的诗歌主题被忽视,诗歌存在的价值消失,诗歌本应该具有的深度写作被空泛化书写取代,导致能够真正潜心创作、有所追求的诗人越来越少,新诗创作中的深度写作缺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诗歌写作深度缺失在诗歌创作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诗歌语言的随意性。

新诗自白话诗开始,因大量虚词和日常口语的入诗,使诗歌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古诗相比,它更接近人们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白话诗要求语言明白、易懂,具有鲜明的“口语”特色,胡适在当时提出“作诗如作文”和“生活的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诗歌创作主张,为当时的新诗创作者所推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语言本身发主了内在的流变,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提倡的诗歌口语化是出于启蒙和革新的需要,在当下的诗歌创作口语化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它并不是一些口语派诗人所认为得那样,口语化并不是口水话,明白也不是直白和淺白,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明白是指在诗歌创作中要讲求诗意明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一致,同时它必须保持语言的张力和内蕴,讲求精练,不是随随便便地说话,而是如西方文论家所说的“精致的讲话”。

优秀的新诗文本的语言便是这种“精致的讲话”的直接体现。作为诗歌构成的最基本元件,诗歌创作者对语言的把握和运用至关重要,它是一首诗歌成功与否的关键。新诗近百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脱离语言的诗歌是不存在的,把语言随意安排组合的一首诗成不了一首好诗,甚至不能称之为诗。

然而,我们置身今天的诗歌场域,你会发现很多诗歌作者将语言作为一种炫酷和耍宝的工具,越是离奇的搭配组合似乎越显示出其语言技巧的高超,其诗歌语言极具随意性,一些诗歌甚至反语言。一些诗人还认为,口语就是口头上的表达,越是直白越好。其实不然。早期新诗人陆志伟说:“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须经过一番锻炼的功夫。”所以,要克服语言的随意性,必须对口语语言进行拣择,剔除口语中啰唆、驳杂和粗鄙化的成分,克服其交际功能导致语句的流动和散漫,从而纠正口语书写中的随意性,正如西渡所倡导的那样,“纯洁和改正口头语言,是诗人首要的职责。”

(摘编自姚洪伟《网络时代新诗的困境与出路》,《星星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