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黑白摄影是理性的、有语言的、有意识形态的等；彩色摄影只是感官的、感性的感受，会破坏掉摄影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艺术地位。新彩色摄影的观念扭转了这一认识，让人们发现色彩摄影是有语言的，是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以威廉·艾格斯顿为代表的摄影家“赋子色彩 以生命”，通过色彩来表现摄影家心目中的色彩，表现“有色彩的世界”。以威廉·艾格斯顿的摄影作品《红屋顶》为例：红色的屋頂墙壁像是鲜红的血液，由中心散开向外延伸的电线像是经脉在汲取养分，作为视点的电灯明亮又突兀。摄影家威廉·艾格斯顿用鲜艳与冷峻的色彩表现了美国战后丰裕的现实社会的寂寞与空虚，通过色彩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

②在黑白摄影时期，大多数人不会关心色彩在画面里扮演什么角色，因为黑白抹杀了更多细节。现实世界是有色彩的，生活同样也是有色彩的，但是不被人们注意到，甚至不被人们意识到。新彩色影的摄影家们要表现的是“有色彩”的现实世界。对新彩色摄影而言，有色彩的照片并不只是一种结果。他们对色彩本身并不感兴趣，其目的在于以色彩表现生活，表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当他表现某些事物、场景的时候，那些色彩正好突出了他对被摄事物的理解《推车少年》中，威廉·艾格斯顿拍摄的在金色光线中摆弄超市手推车的少年，阳光照射在脸上，整个画面温暖又明亮。在普通人看来，只是一张彩色的照片，但在艾格斯顿的眼中，少年就是金色的青春，阳光向上的少年和金色的光线正好突出了其对青春的理解。

③新彩色摄影将色彩作为摄影表现的主要部分，和光线、构图、形态一起构成照片的整体感。在艾格斯顿的作品中，色彩对照片的整体视觉效果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看似刻意地展现色彩，但是在他自己眼里只不过是在忠实地记录现实。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崇尚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以黑白为经典。以威廉·艾格斯顿为首的新彩色摄影家们思考尝试的摄影方式对整体摄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面中的光线、空间和色彩等都可以是主体，摄影也不仅仅是捕捉瞬间和完美的形态。

④新彩色摄影概念的提出顺应了技术进步的同时，让摄影家们意识到彩色对摄影表现的新的可能性。乔尔·迈耶罗维茨探索光线对色彩的的影响，他的《菜特角》用彩色拍摄清晨和日暮时分的海边，思考光线与彩色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思考空间。

（摘自《美术界》，有删改）

科学界最伟大的革命，往往由现实和预期之间最细微的差异所引发。16世纪，哥白尼提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他的立论基础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过是天体运动中一些深奥难懂的细枝末节。今天，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已经随着11年前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而拉开序幕。超新星亮度上的细微差异，曾让天文学家得出结论：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成分当中，有70%是完全未知的。也就是说，空间中充斥着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物质的成分——它们始终推动着宇宙膨胀，而不像其他物质那样阻碍膨胀。这种成分被称为暗能量（dark energy）。

10多年过去了，一些宇宙学家依然对暗能量的存在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开始重新思考那些最初令他们推导出暗能量的基本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正是早期科学革命的产物——哥白尼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地球所处的位置既不是宇宙中心，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如果我们抛弃这一基本原理，一套能够解释这些观测现象而又不需要借助暗能量的宇宙图景，就会令人惊讶地显现出来。

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这颗行星不过是一粒宇宙微尘，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星系边缘附近，围绕着一颗普普通通的恒星旋转。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类似的星系至少有数十亿，分布之广甚至超过我们的宇宙视界（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最远边界）——这使我们相信，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没有任何独一无二之处。不过，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如此谦卑的宇宙观？我们又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处在一个特殊位置上呢？天文学家通常会跳过这些问题，假定我们的微不足道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或许真的处在宇宙中一个特殊的位置——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正是世界各地一些物理学家小组最近正在认真思考的观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设自己在宇宙中无足轻重，恰恰给宇宙学家提供了强大的解释能力。根据哥白尼原理归纳而成的宇宙学原理声称：任何时刻，从空间中的任意一点朝任意方向看去，宇宙的模样都是一样的。这个假设让我们可以把自己在宇宙一隅看到的东西外推到整个宇宙。宇宙学家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宇宙学原理为基础，构建起了代表科学最高水准的宇宙学模型。结合现代科学对空间、时间和物质的理解，宇宙学原理暗示：空间正在膨胀，宇宙正在变冷，其中充斥着来自炽热宇宙开端的遗迹——所有这些预言都被天文观测一一证实。

比如说，天文学家发现，遥远星系发的光似乎比邻近星系发的光更红一些。这种被称为“红移”的现象就能够用空间膨胀来巧妙解释，因为光波也会随空间的膨胀而被相应地拉长。微波探测器还发现了宇宙极早期发出的辐射——宇宙微波背景。这种大爆炸原始火球的遗迹，像一层帷幕包裹在空间各个方向，平滑得几乎完美无瑕。公平地讲，能成功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自视谦卑的态度实在功不可没——假设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越不重要，我们就越能够“全面”地探讨宇宙。

西周的天命观念，大凡是指上天对周王之命，即赋予周王的政治统治权力，不关系个人的寿命；诸侯以下则不得与天命。春秋时代由于天子对天命的垄断被打破，天子以下的人们才能与天命发生关联。从此，天命的观念才从政治权力的信仰依据扩展到社会性的个人寿命，而个人生命于祖先的信仰遂有转移皈依到天帝的趋势。如西周晚期宗周钟铭文云：“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其所保者是王位而已。所谓“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帝者，天下所适也。”反映的就是天命信仰的仪式化实质。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德配天地”的德，就是顺从“天”的政行，是善政、美德。所以，这个“德”还是同姓或同宗人所共有的东西。因此，传递于祖孙之间、父子之间的“德”，实际上就是关系到家族的政治势力，具体的来说就是世为王官的职守和权力。祖德与己德的联系，祖考的职守和自己权位的传承，二者是并行一体的。而具此“德”之君子，必然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子，是天命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理性化组织形态。由此可见，这个“德”是一种信仰与权力的整合形式，是“民”与“神”的双重体现，也是神人关系的双重整合以及在此整合构成之中的权力渗透。具备此“德”者，上足以配天、敬天，下足以忠信于人鬼之间，足以君临天下为天子，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的圣人。

天命信仰于是具备了人间的德行，“天命惟德”的宗教伦理因此问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间德行上配于天，这就是“以德配天”，或者是敬天以德。把道德属性按照人间的权力需要赋予了天神，使“德行”成为天意神性中最重要的构成。同时，对于社会伦理的强调也提高到宗教的高度，是神性对于人性的赋予。而权力的拥有者如果能够“修德”而“保民”，则成为能否邀获天命、把自己包装成为天人关系的中介或成为天命体现者的决定因素。 

这个信仰原型，在于它并不是源自于西方基督教上帝信仰那样的至上神崇拜方式，而是一个普遍主义（天）的特殊信仰（命）方式，并以其普遍的特殊主义方式将普遍的赋予改变成为个人精神的非常禀赋，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表达普遍主义的内涵。同样是上天的命令，接受者可为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身份，甚至是以其个人的身份在其接受天命之后转变为国家的生命即现实权力的合法性。

这说明，儒家的天命信仰，并非来自个人的创造，而是赋予人们行为、作用、制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神圣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紧密联系。它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超凡特质的权威及其血统能够产生神圣的感召力，而且也是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与终极的、决定秩序的神圣力量相关联，所以是同样具有宗教一般令人敬畏、使人依从的神圣特质，以至于这“……神圣信仰是以强制性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它们的力量更多地只是来自对报应的尊重，而非对它的畏惧”。

（摘编自《儒教“天命”观念及其信仰方式——兼论儒教信仰的当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