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民间画家、宫廷画家等创作群体外，还出现了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现象。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创作了很多为后人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画家基于中国传统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画家张璪所言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将表现的对象在心中“迁想”成诗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学养背景下成就的结果。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所创作的文人画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创作中，以顾恺之提出的“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如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布袋和尚图》和《泼墨仙人图》，以两种粗细不同的艺术手段，表现诙谐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形象。另外，中国文人画家又以诗人的拟人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人格化。如明代画家徐渭在《墨葡萄图》中所表现的“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基于大文化学养背景的文人画家创作的文人画，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中，比单纯追求形象与色彩变化的西方绘画艺术显得更有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追求表现对象的“实”处，还以太极中“阴阳”的理念追求其相对“虚”的空间；进而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画论，将表现的形象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审美空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境界。如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齐白石的《雏鸡》等作品。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大文化学养背景铸就了“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冲淡平和的心态，所以在作品中容易叙述心灵的情怀。如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表现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卷》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境界。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的学养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文人画，那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绘画形式，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画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而且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板块。

（摘编自了庐《文人画是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去绘画，源于“迁想妙得”》）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另外，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在殷代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难以预知的各种自然灾害是当时人类的最大威胁,“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就是他们艰难生存的历史写照。所以,周初的德治体系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了德治的三个原则,即“应时”“应和”“应戒”——从人与天时来看,要“应时”;从人与天命来看,要“应和”;从人与天灾来看,要“应戒”。

“应时”即人的活动应顺应天时节令。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对自然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实践经验,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引导。安排生产的一个重要规范和原则就是做到应“时”。

《尚书》开篇《尧典》中,尧帝安排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了历法。在历法的制定中体现了将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与动物的生长变化规律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相联系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春分的划定,在天依据的是昼夜的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在地表现为动物开始交配繁殖,对应人的活动则是开始播种。夏至的划定,也是依据的昼夜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夏至在地面的表现是动物的羽毛稀疏,对应的人类的活动是迁到高处居住。秋分和冬至的划分也是依据的昼夜与星体的变化,秋分在地面的标志是动物开始长出新的羽毛,对于人类而言,可以回到平原居住;冬至在动物身上体现为有密厚的羽毛,人类要居住在室内。 

在对四季的划分中可以看到日月星体的运转—动物的生长—人的活动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时期,时令是指导和支配人类安排实践活动的准则,是人类得以在自然界生存的保障。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祭祀四方和名山大川。二月东巡,祭祀岱岳;五月南巡,祭祀南岳;八月西巡,祭祀西岳;十一月北巡,祭祀北岳。

《尚书》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变化紧密联系,在初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倡导应时而动。人类在从事各类活动之前都会举行仪式祭祀天地,这就是对自然的敬畏,西周之后更是如此。吸收了商纣失德逆天的教训,周王朝重视礼制,礼制其首即礼天,要求人们敬畏天命,应时而作。 

“应和”即为崇德。在《尚书》中,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人与物关系是否和谐是判定一个人(君主)是否有良好道德的重要标准。例如,尧之德表现为通过“亲九族”而“协和万邦”;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文王之德在于“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以求“咸和万邦”;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安民”“恤民”是《尚书》评价君王德行的又一重要标准。例如,尧帝“克明俊德”,并通过“敬授民时”而使九族、百姓、万邦乃至“黎民于变时雍”。“安民”“恤民”是在因“天命靡常”意识产生后而忧位、忧君推演出来的道德命题。

对于君主而言,道德还具有更深层的重大意义,即君主是否有德更进一步关系到天命的变更。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君主如果失德就会失天命,只有良好的道德才能守天命。“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原因在于商纣失德被天命所抛弃。周武王将商纣王沉溺酒色、残暴虐杀、昏庸、奢侈等失德行为看作是对上天的不敬,而他自己是根据天命来判断商纣是有罪的,“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商纣失德,是天命要诛杀他。如果不顺应天命将其诛杀,那么罪与商纣同等。

通过圣王治理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殷人在把权力看作是祖先神恩赐的背景下提出了道义的正当性,以自己“明德”的途径与天命相关联,把德行看作是天的本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受到上天的佑助,只有仁爱的君主才能获得民心的归附。君主道德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惠民。而在德治中,君主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万物和顺,才是民得以生、王之为王的前提条件。

“应戒”即强调有德之人应顺应天道,不做失德之事。《尚书》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联追求万物和顺,失德不仅会引起天命的更换,还会招致天灾。“天”在元典时代人的心目中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天命”一度曾被人们视为是不可抗拒的,“顺天道”“明祖道”成了君王是否有德的评判标准,“天命”成了天道运行的法则,尊“天命”就必须要顺“天道”。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中的“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尚书》中的“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殷商诸王的“率民以奉天”都很清楚地体现了商周时期对“天命”敬畏。

君主之德贯通天地,关系到鬼神及万物的存在状态。君主之德与天灾和万物的生存状态相关联,在有德的君主的管理下,鬼神及万物都得以安宁,不会出现天灾。如果君主“肃”,雨则适时;君主“乂”,晴则有时;君主“晢”,暖得时;君主“谋”,寒得时;君主“圣”,风顺时。相反,君主失德则会出现天灾。君主、卿士和百官对社会的治理与自然环境有规律地孕育万物一样需要一定的规范。

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据《尚书·胤征》记载,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和氏失德,沉湎于酒,扰乱历法,于是就出现了天体运行失常的情况。在当时看来,掌管天文历法的人失德,其危害比烈火还要严重。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天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都与天地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

(摘编自李青唐《从〈尚书〉观周初德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