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世间万物，最可贵的就是人的生命。文化遗产是古人的创造，而斯人已逝，独留遗物载其智慧与思想，成为今人与古人心灵沟通的重要工具与媒介，根本而言就是古人的象征，可谓其代言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也像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且至为可贵。这一点应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代曾国藩言“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抱有一颗敬畏之心于国、于民、于家、于业、于人、于己都至关重要，对于为古人代言的历史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了敬畏，盗掘之举方能有所收敛；有了敬畏，破坏之为方能有所约束；有了敬畏，纵容之态方能有所更张。

面对天灾人祸，人的生命十分脆弱。那些饱经沧桑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也如年迈老者一般，生命极其脆弱。敬畏生命、善待老人，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已渐成风尚，对待历史老人，我们又该如何呢？首先，既不能敬而远之、弃之不顾，也不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更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次，要时刻关注其细微变化，分析背后原因，及时排除一切不利的干扰因素，为其营造有利的生存环境；再次，务必坚守遗产的生命线，面对遗产脆弱的生命，保证其“活下来”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对得起前人、对得起祖先的基本准则。

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有学者说，仔细触摸文化遗产是能够感觉到它的体温的，因为它们身上无疑流淌着先人的血水与汗液，承载着先人的希冀与创造，凝结着先人的思想与智慧，因而触摸遗产其实就是走进了先人的世界，就是在与先辈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如此而言，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就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恰如苏东海先生所说，文化遗产处于不断的消失中是遗产存在的根本状态，文化遗产消失的规律是关于遗产的根本规律。只有正确认识遗产消亡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存遗产的珍贵价值，才能更自觉、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抗遗产消失的斗争，秉持遗产保护之“道”与“德”，方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不断取得斗争胜利。

人生苦短，每个人也都想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作为古人的代言者，文化遗产又该如何借助我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呢？很多遗产的原初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基于其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内涵而衍生的新功能却可以不断挖掘，这也正是体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更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终极目的。

(选自王运良《文化遗产好似人类生命》，有删改)

书札的文献价值研究

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诸名之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但又有所区别与侧重。书札与尺族牍、尺素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二者又更为古雅一些。这是因为书写尺牍所用之材质；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纸张未发明之前，书写信函不是用竹简，即是用木牍，偶尔亦用小幅丝帛织物，即为尺素，这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用“简”“牍”“礼”“牒”或“素”等称呼书信的由来。手札与书札、书翰相近，但书札、书输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机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之称，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强调笺纸的形式种类及其物质文化意义。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有《笺素珍赏》，其副标题就是“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迹”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名人墨迹”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形式或文体形式，但手札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端。

毫无疑问，书机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类别上说，书礼文献是写本文献的一种。所谓写本文献，是相对于印本文献而言的。一般而言，印本文献刊印之后，即可化身千百，存世者往往不止一本，同一版本者就有相同的文献价值；而写本文献往往只此一本，并无复制本，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书札文献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件书札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作者重抄一遍，其墨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独特，所以稀罕；因为稀罕，所以珍贵。书札的文献价值，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史料价值。因为出于当事人之手，书札提供了研究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中所披露的人事关系、政事秘辛，往往是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公开报道的，往往寥寥数行便抵得千言万语。

其次是艺术价值。传世的民国以前的书札，大多出于名人之手，这些名人或者是著名学者，或者是达官贵人，或者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或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较多的传世墨迹之外，大多数名人的手迹并不常见。后人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手札中，不仅可以一亲前贤之手泽，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书札中的名人墨迹，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常态，最真实、最原生态地体现了其书法的艺术面貌。

第三是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既取决于此类书札的珍稀性，又与书写者及收信人的年代与身份以及书写者艺术水平的高低有关，更与书信用笺相关。笺纸的材料、形制、色彩、图案乃至制作笺纸的纸店笺铺等方面的信息，既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书礼文献的文物价值，也提供了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书札文献的新颖材料。

《笺素珍赏》一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几行煽情文字：“聊供凭吊——那个逝去不远、曾经天翻地覆、风云际会、影响深远的时代；聊供品味——那些曾经创造了历史亦被历史铸就的各路风云人物；聊供赏阅——甄选在本书中的晚清、民国各色花笺、素笺上极具个性的名人手迹墨宝。”前两点说的主要是书札文献的史料价值，后一点说的主要是其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

最近有个新名词，叫“丧文化”。它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它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大致是指今天的一些年轻人热衷颓废和绝望，并着力表现那种麻木不仁、冷漠无情、行尸走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前一段时间网上流行的“葛优躺”“北京瘫”不过是这种“丧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事实上它并不新鲜。西方的“嬉皮士”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发生的由潘晓的一封信引发的“人生”大讨论等等，都与此种“丧文化”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丧文化”，借助于网络的传播力量，似乎有了更加汹涌的势头。

其实，年轻人在成长阶段，都要经历从被动地接受教育过渡到形成完整独立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确容易产生迷茫和彷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如果在这个过渡阶段缺乏正确的引导，会使得颓废、腐朽的状态延续过长时间，从而荒废了青春。而现在有不少在网络上表演“丧文化”的年轻人，则不过是发泄郁闷、舒缓压力，就好比某些人一边高呼自己“累成狗”，一边还是怀揣着远大梦想而努力奋斗。所以，所谓“丧文化”有时候的确只是年轻人阶段性的玩闹。不过，“丧文化”在网络上传播的原因，绝不如此简单。

有些“丧文化”是外来的，它的确有真实的社会背景和存在。例如来自日本的“宅文化”，由于日本社会比较富裕以及发展长期不景气，不少年轻人吃着父母的老本，“宅”在蜗居里，只通过网络等现代信息手段与社会发生关联。他们一方面在无望的人生中长期颓废，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络上充斥了“丧文化”的魅影。

不过，作为一种地域政治和社会竞争方式，向竞争对手的下一代大肆传播颓废冷漠的“丧文化”，消磨年轻人的斗志，使得竞争对手在未来某个时候整体上丧失朝气蓬勃的发展动力，也可以看成是“软实力”较量的手段。而当今中国正是某些“中必输”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丧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借助网络传播力量大肆扩散，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价值观之一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很容易变成极端的个人至上，导致一个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仿佛到处都是敌人和陷阱。当社会看不到希望时，个人至上就容易变成自暴自弃、甘于堕落的颓废人生。事实上，即便一切价值观都没有了落脚之处，只要还有家庭和亲情，人们就容易找到方向，找到自己的责任所在。而西方文化则往往轻视家庭、蔑视亲情，这种价值观常常使现代人失去了最后的依托，在孤独的沉沦中难以自拔。

因此，我们一方面不必因为年轻人玩闹性地张扬“丧文化”而惊恐万分，另一方面也应该对“丧文化”现象得以生存壮大的社会基础保持警惕。值得庆幸的是，当今中国并不是一个丧失了希望的社会，相反，中国依然充满勃勃生机，中国的年轻人依然有值得期待的美好未来。那么，面对“丧文化”在网络上的传播，我们更应该做好有效的引导，用***的话说就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选自2016年10月1日之《环球时报》，有删改）

①小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宋元时代，杂剧、南戏迅速发展，小说发展也出现了与它的存在在形态和历史命运休戚攸关的重大选择。小说由案头写作被抛到市井演说，由说话人发挥“舌辩”，讲述着古今故事、市井风情，并汲取了市民社会的经验、欲望和趣味，最终为世俗娱乐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文化方式。由此，小说以话本的物化形态，与无限丰沛鲜活的民间智慧结缘，为自身的白话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话本的含义是话之本，包括说话之所本和说话之文本，它是说话留下的文字形态。话本的特质。在于它源于民间，它以民间智慧改造了宋元文学总体结构。

②话本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人气旺、财气旺和娱乐气旺有着深刻的关系。“三气旺中首先是人气旺。宋平残唐五代之知，经一百五十年承平发展，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人口突破一亿，远远超出盛唐时期官方统计的五千多万。南宋国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人口仍达六千万左右。农业经营趋于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约为唐代的一倍半。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有力地支撑着纺织、印刷、制瓷、造船、冶金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在几十万以上，甚至达到百万的城市。其次是财气旺。宋代城市的商业功能增强，商贾设立行会，行商长途贩运，与辽、夏开设边境贸易的榷场，与大理国茶马互市，开通泉州、广州等地的海上陶瓷之路，使得富商巨贯的财产在百万贯以上。与此相应，在非主流文化中出现某种重视商业的观念。商贸的发展，促使在大量铸造通宝铜钱的同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其后一工百年间发行量增加二三十倍，最多达三亿多贯。直到元朝忽必烈时期，明令用纸币取代银币、铜钱。这些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着城市商业已具规模。

③人气和财气在城币汇聚，就产生了其三—一娱乐气旺的效应。宋以后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四面设墙、坊与坊、坊与市分隔的坊里制，而采取了临街开店、四通八达的街巷制，这就出现了聚散方便、表演热闹的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各路艺人在那里表演杂技、魔术、相扑、皮影、傀儡、弹唱、说话伎艺，市民文化相当繁荣，并且有了夜场或夜生活。只要对比着阅读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一类城市风情笔记和唐人写的《教坊记》，就不难理解一种新的城市娱乐需求促进了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的丰富发展。丰富的大众娱乐美学可能形成了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等书中开列的“说话四家”。说话门类的出现，表明行业发达和众多艺人业有专长。说话艺人组合成雄辩社，又有书会才人撰写文本，因而各种说话名目如春草繁生、旋生旋灭者当不在少数，但一些杂书和目录书留有篇目的尚有近二百种，经过整理存世的宋元话本尚可读到五十种左右。

（节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