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忠”的观念往往被单一地认为是臣子向君主尽忠。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源头、文化的源头去看待“忠”时，便可以发现“忠”价值观更广泛的意义。“忠”这一价值观具有双向性，既指向臣子，又指向君主。《诗经》中人民对君臣就有着这种要求。

《诗经》中有不少要求君主之忠的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平民百姓的口吻，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控诉统治者；第二类是直接描写统治者的行为讽刺统治者骄奢淫逸、听信谗言的刺诗；第三类是歌颂君主的颂诗。第一类诗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鸨羽》等，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讽刺统治者没有忠于民，使国家之根基——百姓的生活风雨飘摇，自然也就置国家于不利之地，既违背了利民之忠，也违背了卫国之忠。第二类则从伦理道德层面评价君主，例如君主生活上的腐败、荒淫等。《鄘风•墙有茨》揭露卫国宫廷生活腐朽糜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子妻父占，《郑风•南山》讽刺襄公淫妹等等，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私生活紊乱、伦理道德沦丧的人能公允地统治一个国家。第二类与第一类一样都是体现了君主违背利国利民之忠，一样都是从批判昏君的角度探寻“忠”的涵义。第三类主要集中在《大雅》中，如《文王》《绵》《棫朴》等歌颂文王功绩的篇章，从正面歌颂明君。从这类诗歌中，可总结出明君的共同之处：励精图治，开创基业。贤明的君主要想遵循“忠”这一伦理，既要在政治上有建树，忠于民忠于国，又要修身养性，忠于人伦道德。

《诗经》中关于臣子向君向国尽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得重用的贤士对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而不能实现自身价值所发出的愤慨之声；第二类是贤臣的谏言；第三类是臣民不明的人针对统治者无所作为、骄奢淫逸而作诗讽刺，这一类在前文“君主之忠”中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邶风•柏舟》是卫国贤臣忧谗悯乱之诗，顷公在位期间，政治混乱，小人当权，卫国贤臣目睹国势衰败，心存危亡之虑，于是作此诗以抒泄满腔的幽愤。这位贤臣让我们领悟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他的忠心已超越了对自身价值不得实现的苦闷，上升到了与国同哀的高度。《邶风•式微》《陈风•墓门》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臣子进谏的行为。《式微》是黎国臣子劝黎侯归国之诗，全诗只有两章，“式微式微，胡不归”读来可想象出臣子心中压抑着痛苦，纵然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无力地问君主，国势如此衰微，为什么还不回归故国呢？若不是对君主还抱有希望，若不是那颗赤诚的效忠之心，大概是无法发出如此满含忧虑的诤言吧！

（选自《青年时代》2018年13期，有删节）

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对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封以官爵,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中央王朝只通过各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的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其辖境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

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大小族群有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同时,中央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就是羁縻制度。

汉朝推行的羁縻郡县制到了唐朝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中央王朝开始让地方土著中的贵族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为元朝土司制度中官阶的设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构。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开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政治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区、遍设土司,土司制度已成为明朝统治西南诸民族的主要制度。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初土司的数目和分布与明末基本相同,但土司区的大小、土司区的分布和制度都发生了变化。如土司管辖区的缩小、土司势力的减弱、贡赋制度的严密、征调的频繁、奖惩的严厉以及对土司的各种控制等都与明朝不同。

土司既是当地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治理辖境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诉讼、刑罚等大权。土司制度在产生的初期无疑是进步的,它适应了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土司制度的建立也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司制度的建立还促进了汉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土司定期朝贡以及进朝受职,驿站的设置和道路修通,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使西南各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传经史;明朝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等,这些措施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土司制度建立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在一段时间内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司又日益与中央王朝对立,这种有损于中央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自然是不能被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了。

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臬，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计较，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