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针灸几千年来不断发展，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灸医学是中医学中最早发现与应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发展源流，也是中医经络学说和腧穴学说的起源。

针灸学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和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生存实践中，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现、 提炼、  ①  、  ② 、   ③  的过程，即由零星到整体、偶然到必然、被动到主动，无序到有序、散在到系统、自发到自觉，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运用。

几百万年前，伟大的祖先在广博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同大自然作残酷斗争和拼搏，慢慢学会了制造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这其中就有用于针灸的砭石。而针灸工具的使用、针灸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丰富，奠定了针灸保健和治疗的基础。

针灸的手法之一是针刺。针刺的起源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当起源于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一些出土文物可能佐证，此时期用于针刺的工具，已经被人为加工成一定形状。第二种可追溯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此时期人们使用的针具前身是砭石，更趋原始与天然。

当人们驱赶野兽时或在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石器、棍棒等，极易被碎石片、棍棒等击中或在劳作中受到意外创伤，这时人们开始下意识地自我按摩及用物品敲打这些部位。天长日久，人们逐渐有意识地利用尖锐的小石片或荆棘、松针来刺激某些部位，以求止痛袪病。后来，人们还将石片进行一定的磨制加工，以便更好地适应与方便应用，此即为砭石。这种方法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最了不起的学术，即“以痛为腧”。现今的病灶点、痛敏点、反应点、激痛点等针刺理论，即主要源于此。

以石为针，以砭而治，是早期针刺治病的萌芽阶段。当时在不同地区、不同医家、不同时期，对“砭石”的应用与叫法也不同，有的叫针石，有的叫砭石，还有的叫馋石。这也开创了以针灸治疗为代表的中医外法的先河。

随着社会发展、医学技术进步，针刺工具不断改进，制作工艺不断提高。继砭石、石针之后，出现过不同形态与质地的工具，例如骨针、竹针、陶针。到了夏商青铜器时代至春秋铁器时代，由于冶金技术的发明，针具又更新为铜针、铁针、银针、金针等。各种金属针具的发明，推进了理论的发展，其中，以《黄帝内经》的诞生为针灸学成熟的标志。九针理论的出现，既是对针具的细分与应用，更是针灸理论临床应用的结晶与升华。因此，九针，即是针具理论，更是针刺理论成熟的一个缩影。

如今，随着现代科技元素的引入，针具日益丰富，未来的中医针灸，将在医学领域、保健领域等，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无限的应用前景。

（取材于吴中朝相关文章）

材料二

针灸针与注射器折射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前者强调内源性的自我治病能力，后者则侧重于外源性的干预力量。同样的病人使用相同的药物，但疗效各不相同，导致这样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体自身对药物的反应不同。与药物治疗相比，在扎针时，没有施加给身体任何外来物，只是通过针刺激发和加强人体本身所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注射器是通过注射针头向体内注射药物或抽吸血液的，与注射器相比，针刺疗法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把针刺入人体再拔出来而不放出血液或其它任何液体。毫无疑问，一根针灸针本身不具有任何治疗作用，但扎到人身上就产生了疗效，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人体自身。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进化，人体本身形成了一种自我调节和治病能力，当人体感受外部伤害或自身出现失衡状态时，会自我调整恢复正常的功能，这种能力被中医称之为“正气”。针灸的治疗作用，就是通过针刺或艾灸体表的穴位，激活或加强人体内在的自我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包括目前为止已知的人体自我调节作用，也包括那些尚未知晓的自我调节功能。很多患者在“冬至”节气前后根据病情，选择特定穴位予以针刺、艾灸或贴敷，能起到顾护初升阳气、扶正固本、调节阴阳、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从而调动人体潜能，激发正气，祛除病邪，恢复健康。

针灸是一种侵入性治疗，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外科手术，所以在美国，针灸针是被作为手术器械来管理的。最初针灸传到西方时，操作者也是外科医生，但手术与针刺治疗理念完全不同。手术的施术部位是病灶，目的明确，如排除脓液、切除肿块、缝合受损脏器组织等，也就是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针刺强调要远离病变部位，“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取之足，病在足取之腘”，这正是针灸整体性治疗的体现，也是与西医外科手术最大的不同。

（取材于白兴华相关文章）

材料三

据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用中医针灸治疗疾病，仅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并向全球推荐可以使用针灸治疗的疾病就有43种。然而针灸诊疗在我国本土发展却是不容乐观，特别是在技术等领域,针灸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针灸的适应症没有真正确立。即使国家统一编写的针灸教材《针灸学》《针灸治疗学》等，也只是依照其临床疾病的分类进行了罗列,并没有系统地对其所治疗的疾病进行过科学的评价。这也是造成民众不约而同地认为针灸只能用于治疗疼痛方面疾病的原因之一。

其次,对于临床一线的针灸工作者来说,一个很大的困扰是缺少可依据的确切的规范和准则。针灸医师主要通过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来制定治疗方案——这是业界共识，但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这种没有规则支撑的“共识”显得不够可靠，因此有一些患者不能遵循医嘱，导致针灸效果打折扣。

标准和规则的缺失也导致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的医师水平参差不齐。我国目前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的人员，远远不限于通过正式针灸教育在综合医院针灸科和针灸专科医院的临床医生，一些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的医生多半是“半道出家”，这样就使得针灸临床不够专业化。即使经过正规针灸教育的人员,因为各地教育机构和带教人员的水平差异,其医疗水平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针灸疗法的发展。

（取材于方泓相关文章）

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和理想中，诗书画集大成于自身是最高标准，最为众所周知的如王维，他的诗画面感极强，其画诗味更浓，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如王羲之，他的《兰亭集序》，其实就是为一个雅集一个派对写的序，诗人在喜悦得意的时候信手挥就的书稿被后世奉为书中圣帖，传说唐太宗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兰亭集序》带进坟墓。如此等等，几乎所有的古代文人都很难从诗人、画家、书法家的身份里单独剥离出来，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传统等因素造就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特殊品质，诗书画成为中国文人身上最显著也最耐人寻味的标志。

但是这个艺术传统，在急速变化、眼花缭乱的当代社会中保留起来更为艰难和稀有，尤其是当代文学领域，能够称得上诗书画全能、带有传统文人风韵的更是凤毛麟角。至于当代的社会中，这种境界就更为稀有。目前还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中，文学、绘画、书法兼修的，贾平凹算是一位。

从上世纪70年代公开发表作品以来，贾平凹的写作题材和体裁都很广泛。其诗和散文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用现代语言融会贯通，呈现“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的境像。近年来影响颇大的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每一部都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呈现不同的社会现实。同时，他的书法绘画作品亦在朴拙厚重中气韵流动，极具古风。贾平凹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一体的美学传统，难怪汪曾祺称他作“鬼才作家”。

当然，作家并不是要一味追求这三种艺术的技术性，恰恰相反，他应该努力打破技艺本身的束缚，力图达到诗书画意相融相生的境界。对于绘画和书法，他反对那种仅仅对技艺本身的追求，认为过于追求技法会使作品格局变小，千篇一律，“没有精神意象的现实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作品，我画莲喜欢画出藕、茎和花，莲花就是藕的精神之花，这朵花是艳丽的，洁净的，艳丽和洁净得又无比哀伤。佛的眼是微闭的，佛的态就透着这种味道。”这是文人书画应该有的境界，他要追求的是通过文字和笔墨等技术手段将内心的世界外化，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现实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

贾平凹用自己的艺术实践承载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用诗书画的多种形式追求着传统审美最高的写意之境，用气韵生动的作品向王维、向王羲之们致敬。在前辈作家中，贾平凹最推崇孙犁，在他看来，后者的作品达到了“无迹可寻”的艺术高度，“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后来在自己的创作中，他也逐渐触摸到了这层境界的法门：“50岁以后写的东西，猛的表面一看好像没啥华丽的东西，但是里边显示的一些东西，完全是我自己体悟的。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几句话的启发，一幅画的启发，突然来的东西。特别讲究，文字上、技巧上讲究。后来年纪大了就说家常话，但是那个话都是经过人生磨砺出来的一些道理。”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三个“境界”，贾平凹已经切身经历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求索，体悟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

（节选自《用中国传统美学精髓讲述中国故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