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人

朱光潜

世间事物最复杂、最难懂的莫过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希腊人把“懂得你自己”看作是人生最高的智慧。人不像木石只有物质，而且还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诡诈多端，而仙子也缥缈难测。

作为一种动物，人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经过无数亿万年才由单细胞生物发展到类人猿，又经过无数亿万年才由类人猿发展到人。正如人的面貌还有类人猿的遗迹，人的习性中也还保留着一些兽性，即心理学家所说的“本能”。

我们这些文明人是由原始人或野蛮人演变来的，除兽性之外还保留着原始人的一些习性。要了解现代社会中的人，还需要了解我们的原始祖先。所以马克思特别重视摩根的《古代社会》，把它细读过并且加过评注。恩格斯也根据古代社会的资料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还详细论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谈到了人手的演变、进化的历史，这对研究美学是特别重要的。古代不仅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政权的摇篮，而且也是宗教、神话和艺术的发祥地。数典不能忘祖，这笔账不能不算。

从人类学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来看，艺术和美并不是起源于抽象概念，而是起源于吃饭穿衣、男婚女嫁、猎获野兽、打群仗来劫掠食物和女俘等日常生活实践中极平凡卑微的活动。中国的儒家有一句老话：“食、色，性也。”“食”是保持个体生命的经济基础，“色”是延续种族生命的男女配合。艺术和美也最先见于食、色。汉文“美”字就起源于羊羹的味道，中外都用“趣味”来指“审美力”。原始民族很早就讲究美，从事艺术活动。他们用发亮耀眼的颜料把身体涂得漆黑或绯红，用唱歌和跳舞来吸引情侣，或庆祝狩猎、战争的胜利。

在近代，人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一个活人时时刻刻都要和外界事物（自然和社会）打交道，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反复流转的发展过程。因为生活的需要，人在不断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同时也不断地改造自己。心理学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从刺激到反应往而复返的循环弧。外界事物刺激人的各种感觉神经，把映像传到脑神经中枢，在脑里引起对映像的初步感性认识，激发了本能和情感（如快感、痛感以及较复杂的情绪和情操），发动了采取行动来应付当前局面的思考和意志，于是脑中枢把感觉神经拨转到运动神经，把意志转达到相应的运动器官，如手足肩背等类，使它实现行动。哲学和心理学一向把整个运动分为知（认知）、情（情感）和意（意志）这三种活动，大体上是正确的。

（选自《谈美书简》，有删改）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国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未解决问题，积极水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忱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囯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摘自《光明日报》

北宋思想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之一，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二首（其一）》句句宣誓，字字慷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上的诗作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两句。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乡思离情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挥笔写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疾苦。“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的忧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积淀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字里行间。它隐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禅宗的“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可以在日常经验中通过飞跃获“悟”，所以它是在感性自身中获得超越，既超越又不离感性。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禅宗不要求某种特定的幽静环境或特定的仪式规矩去坐禅修炼，就是认为执著于外在事物去追求精神超越，反而不可能超越，远不如在任何感性世界、任何感性经验中“无所住心”——这即是超越。

那么，进一步的根本问题便是，禅宗这种既达到超越又不离感性的“顿悟”究竟是什么呢？禅宗讲的是“顿”悟。它所触及的正是时间的短暂瞬刻与世界、宇宙、人生的永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问题不是逻辑性的，而是直觉感受和体验领悟性的。即是说，在某种特定条件、情况、境地下，你突然感觉到在这一瞬刻间似乎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现在似乎融在一起，不可分辨，也不去分辨，不再知道自己身心在何处和何所由来。这当然也就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界限，与对象世界完全合为一体，凝成为永恒的存在，于是这就达到了也变成了所谓真正的“本体”自身了。在禅宗看来，这就是真我，亦即真佛性。超越者与“此在”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可见，这并不是“我”在理智上、意念上、情感上相信佛、属于佛、屈从于佛；相反，而是在此瞬刻永恒中，我即佛，佛即我，我与佛是一体。要注意的是，瞬刻即可永恒，却又必须有此“瞬刻”，否则也就无永恒。

这永恒既超越时空却又必须在某一感性时间之中。既然必须有具体的感性时间，也就必须有具体的感性空间，所以也就仍然不脱离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不落因果”又“不昧因果”，这也就是超越不离感性。重要的乃是，经此一“悟”之后，原来的对象世界就似乎大不一样了。尽管外在事物并无任何改变，也不需要任何改变，但是经此“瞬刻永恒”的感受经验之后，其意义和性质却似乎有了根本的不同。

在我即佛佛即我的真正超越里，一切混然失去区分，而这也就是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消除了一切欲求、愿望、思虑、意识，“无念”“无心”，“心”“境”也就两忘。既已超时空、因果，也就超越一切有无分别，于是也就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感。从而，既不用计较世俗事务，也不必故意枯坐修行：饿即吃，困即眠；一切皆空，又无所谓空：自自然然地仍然过着原来的生活，实际上却已“入圣超凡”。因为你已经参透禅关——通过自己的独特途径，亲身获得了“瞬刻即可永恒”=“我即佛”的这种神秘感受了。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