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热不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思维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具有世界范围的思维模式变化开始显现。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融通已经势在必行，也促使科幻的勃兴。

无论是何种科幻小说，它的指针总是对着作家生活的时代。中国科幻具有立足于现实，促使人们对现实更深入思考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和世界科幻大师们的思考相通的。他们的神思尽管驰骋宇宙，飞向遥远的未来，但是作为地球人的思维之根仍然是脚下这片土。凡尔纳的科幻虽然让后来的科学家当作科学发明的启示录，但是他后期的作品已经流露出对于工业革命带给人类负面影响的忧虑。

科幻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的思维的更新。科幻文学既融合了人类思想领城最前沿的精神成果,也融汇了多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形式，它富有幻想又直接地反映了人的矛盾、困感、希望和理想。纯文学里当然不乏书写人类理想之作，但是如今它更要向科幻等新产品学习,因为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从思维更新的角度是很难表现人类变化的。

中国科幻的中国元素是对世界科幻的重要贡献，在当代优秀科幻作品中，中国文化的精髓如珠玉镶嵌其中，体现了人类的思想精华和东方智慧。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人类开始从“人”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层反思。中国经典话语里充满人类自身所具有的生命意识、求新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回归意识等根本元素，优秀的科幻作品使之成功地实现现代转换。刘慈欣在《三体》中以奇绝的幻想编织了人性的多彩画面，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思考；王晋康的《古蜀》以恢宏的气势挥就中华远古文明画卷，构建绚丽的中华民族精神史诗。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世界各国如同一室，尤其是科幻作家，接受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影响是他们的长处。好的科幻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摘编自孟庆枢《逐梦的中国科幻》，2018年12月18日《人民政协报》）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3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也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北京青年报》2018年07月20日）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

（摘自陈秉公《“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2018年11月08日《人民日报》）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许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虑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啐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