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以儒释道并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常依据西方宗教模式，尤其是耶教（俗称基督教）模式判断中国有无宗教。如梁漱溟、冯友兰等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淡于宗教，因为耶教有位格化、宰制性、全知全能的最高神即上帝，儒教则注重现实人生，“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是宗教。另有学者指出，佛教和道教也不是宗教，因为“佛”是“觉悟者”，“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法则，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最高神。

而康有为、任继愈等认为，儒教同耶教一样，也有教主（孔子）、圣经（五经）、教堂（孔庙）、教士（儒生）等，因此也是宗教。还有人认为，儒释道存在不同程度的泛神论、偶像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因此是很原始的宗教，不是高级的宗教。

宗教或文化的神髓和要旨都是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信仰，为人提供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意义，儒释道历史上曾为中国人提供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精神支撑和价值体系，因此问题关键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宗教，而在于传承和弘扬其优秀传统，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退一步讲，在学界对宗教的定义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讨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不宜以耶教模式为准——“白马非黑马”固然无疑，“白马非马”则有违常理。古代中国人生来即受到儒教熏陶和规范，以至于“人伦日用而不知”，就像鸟儿飞在空中不知空气之存在一样。因此，儒教不仅是宗教，更是一种“超宗教”！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人类伦理的“黄金原则”。宣言主要起草者汉斯·昆指出，儒教这一原则及其仁爱精神，超越其他各宗教文化的分歧，对人类文明有普遍意义。

那中国学者为何会不加反思地依据耶教模式论衡中国有无宗教？原因在于，几百年来，西方学术话语，包括其名词、概念、范畴、思维模式、学科范式及其价值观念等，伴随西方军事、商业、政治的全球扩张，占据世界学术的霸权地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学术殖民”态势。中国也未能幸免，学术领域出现“以西解中”、“以西律中”甚至是“以西非中”的可悲局面——历史和现实中此起彼伏的“全盘西化”是也。

中国虽已蔚为世界大国，仍有不少学者以西方学术为圭臬，将其视为先进乃至普世，甘于充当其“留声机”和“二道贩子”，“言必称希腊”，满嘴满纸都是西方学术范畴和概念，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也来自“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西方学术话语，丧失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原创性和本土性。

民族复兴，虽未必以自身文化复兴为基本前提，但必以之为最高标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自身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当务之急是要勇于打破西方学术霸权，走出西方学术牢笼，回归中国学术传统，采用中国学术概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努力做到“以中国解释中国”，并逐步做到“以中国解释世界”。否则，中国崛起的只能是偌大的躯体，而不是强健的精神！

（选自慕朵生《跳出西方语境看中国儒释道》）

中国电影：庄稼不敌毒品

①《白日焰火》拿到金熊奖以后，我随即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若是将《白日焰火》和《爸爸去哪儿》放在同一档期上映，其票房会怎样？更极端点，假设《白日焰火》本就默默无闻，又会如何？

②一部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肯定的电影，品质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但放在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上映，可能获得的市场回报却远远不如一部甚至连电影都称不上的真人秀，中国电影，究竟是出了什么差池？

③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回想当年的《图雅的婚事》、《三峡好人》，艺术光芒灼目，国际好评如云，到了国内，产业和市场却均不待见，这已经不可能单单怪责到艺术家们的头上。

④同样一块地，种庄稼和种毒品，都可以获益，但是，理性的人肯定会抉择庄稼而不是毒品，因为他知道，毒品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巨大利润，但终究喂饱不了人的肚皮，能够活命的，终究是庄稼。

⑤同样的道理，只是换了块阵地。近三年来，中国的银幕数量几乎每年递增一倍，巨大的市场面前，几乎所有的片商都选择了急功近利和投机。无论是走山寨特效大片模式的《大闹天宫》，还是走“电视节目上银幕”路线的《爸爸去哪儿》，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屎屁尿”百试不爽的王晶式喜剧，都不过是烂片电影代表的缩影。但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谁丝毫不动心？持续追问，催生这个畸形市场繁荣的源头竟然还是当前观众的观影习惯。

⑥由此可见，受众群的审美习性，实际上才是中国电影目前最大的问题，而需要什么电影去带动观众们，而不是迎合观众，也是中国电影未来最大的课题。

⑦⑴那年代的观众能欣赏到各国优秀电影，而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一枝独秀，观众对好电影有追求和热情，优秀的电影才可以层出不穷，创作者们卯足了劲去创作优秀的作品。⑵但这种良性循环在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制度环境的保守，对敢说真话的影视文学之慢性扼杀而被迫中断，形成了近十年的电影市场和文化的真空，以至于新世纪“娱乐至死”时代到来时，主流观众已经养成了对大片和雷剧的依赖。⑶当下中国普通观众对于电影的认识，已经沦落到分不清优劣，感官刺激至上，哭笑嬉闹就好，至于精神层面上更高的追求和智识上的愉悦，他们已经无动于衷。⑷且不和发达国家观众相比，就是较之80年代，现今的观众观影素质可谓没有进步，反而太多退步。

⑧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不能仅以“观众就是上帝”的简单断定去模糊复杂的行业属性，去搪塞行业上下的反思，去掩盖受众群别之分，培养观众健康的观影习惯和素质，比“分级制”和“废除电影审查”更为迫切。而国外探索出用扶持艺术电影和建设艺术院线的举措来提高引领观众口味的手段，行之有效。

⑨资本和片商对于电影，也应该深入了解和充分尊重，电影当然是一门产业，但它还兼具媒体属性和艺术品性。电影是视觉媒介中的大海，是视听产业链的金字塔尖，它是想象力和技术造梦的汇聚。正因为它具高度造梦的秉性，融技术工业和艺术于一体的特殊属性，以及高投入高回报的商业特质，才使人类如痴如醉，将其列入“第八艺术”之列，电影创作的艺术理念和技术手段是带动整个视频行业的龙头，无数艺术家和工程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电影行业，方让这个行业的成果再反哺给电视和其他包括互联网视频等新兴行业，如果无视这点，反而用制造概念，炮制噱头等敛财投机的办法去伤害电影本体，终究也会波及伤害到整个视听商业链上的其他链条。

⑩《爸爸去哪儿》片方所创造的模式，实际潜伏着对电影行业莫大的杀伤力。悲观地看，这种无法归类于电影的“综艺电影栏目”一拥而上，必定会冲击到真正意义上制作的电影之上映，甚至影响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达国家视听产业确实也是尽量整合终端，打通上下游环节，也就是如今部分中国片商和发行方鼓吹的“互联网思维”，但欧美日本现在的游戏和电视剧的制作水准可以说都是奔着电影的艺术和工业品质而去，人家是把电视做成电影，而在中国这个地盘上，电影非要逼成电视，这难道是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对电影的“全新发明”？

⑪说到底，《爸爸去哪儿》票房火爆的背后原因，是绝大部分片商都把中国电影市场作为一个短期的套利跳板来玩，逐利和洗钱成为了第一要务，品质和艺术追求却陪居末席。真正讲求艺术品质的片商则受制于现行审查制度和工业现状而举步维艰。

⑫而中国电影市场同样是中国电影品质萎靡不前的元凶之一，它被太多制约电影的幕后黑手干预，尤其是发行和排片，《爸爸去哪儿》的制片和宣传方这次玩命式地推广投入“挤压对手”，连《冰雪奇缘》这样世界范围内都属卖相奇佳的电影都被迫挤出了相当大的份额，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只会带动电影市场的整体沦陷。

⑬中国电影经过十余年的不断飞腾，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没有左右，只能上下。上则打磨电影独有的艺术品质带动观众品位的提高，进而带动商业环境的改善，从而真正睥睨群雄，正面抗衡好莱坞，下则以各种手段大赚快钱，消耗观众信任度，恶性循环，最终必定和中国目前的大部分产业一样，表面繁荣，但核心竞争力全无，危机到来时就颓然倒下甚至蒸发。

（作者：兰波，有删改）

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有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画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画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有删改)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运用地图、指南针等进行导航。那么，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情况下，人的大脑又是如何“导航”的呢？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1970年，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大鼠做实验，在大鼠的大脑海马区发现了位置细胞。他们把电极记录器安置在大鼠的海马区，然后让大鼠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自由活动。他们发现，当大鼠活动到房间的特定位置，特定的位置细胞就会兴奋。这好像给予了每个位置一个记忆，这样大脑就记住了曾经到过哪些地方。有趣的是，当把这只大鼠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它会自动地将新房间的“地图”重新绘制一遍。这样，相对有限的大脑皮层细胞就可以记住不断出现的新鲜环境了。科学家通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仪对人的脑部进行扫描研究，证明人脑的海马区同样存在着“位置细胞”。

研究人员对这个发现十分欣喜，但他们也意识到：除位置细胞外，大脑海马区必然还存在着起其他作用的“导航细胞”。

到了1980年，纽约大学的科学家终于发现了期待中的另一种导航细胞：头部方向细胞。这些细胞能够辨别头部朝对的方向，比如当头部朝向北方的时候，一组细胞会兴奋；而头部转向南方时，另一组细胞兴奋。方向细胞并不是利用磁场也不是通过单纯的外界刺激输入来感受方向的，而是通过前庭系统来实现其功能。这个系统能够负责身体的平衡，综合眼睛、关节和内耳的信息，方向细胞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系统来产生特定兴奋的。

但是，只有位置定位和方向感知还是不够的。如果在两个地点之间有多条路线，大脑是如何选择的呢？这就需要后来发现的第三种“导航细胞”——网格细胞。

直到2004年，网格细胞才被亚利桑那州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他们把大鼠放在一个比普通实验房间大一倍的实验室内，成功地发现了网格细胞独特的兴奋方式——正三角形网格兴奋。兴奋的细胞呈正三角形分布，其作用类似于地图中经线和纬线划出的正方形格子，将环境的位置标记到大脑中。

那么，这样的网格型兴奋是如何帮助我们找到方向的呢？简单来说，网格细胞的作用就是通过类似经、纬线的网格模型，建立坐标系，让所有的位置信息都可以坐标化，并告知我们已经行进了多远。虽然网格细胞可以给所有信息一个坐标，但是将这些信息长期保存还需要大脑海马区记忆储存功能的配合。

这些“导航细胞”各司其职，又紧密协作，共同构建了大脑的导航体系，为人类实现自我导航奠定了坚实基础。

（取材于《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