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掌受商人便钱给券”，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

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

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可以说，宋代信用的繁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促进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交子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店铺为了解决当地铁钱流通给交易带来的不便在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上借鉴飞钱的原理自由发行的，其实质是信用票据，以后纸币的职能是在此基础上演进的。交子的产生发展与信用的发展关系密切。其次，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宋代赈贷赈恤的推行、赊买赊卖预付款的实施，减少了影响生产连续性的不确定因素，化解了买卖双方的支付矛盾，促使生产顺利进行。第三，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交引、交子、会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第四，解决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财政困难时，宋政府就大力发行各种信用票据，增加纸币的投放量，迎合财政的需要。当因此而引起尖锐的矛盾时，又通过调整信用的措施平息。

——王芳《宋代信用的影响和特点》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和”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和天道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摘编自《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论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还需要深入地解读并提炼出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长期以来，无论是中西文化还是中西文学研究，学界一直盛行两种理论路径：一种是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或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有益资源；另一种是主张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有益养分，而就在这两种理论路径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第三条融合路径。

所谓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它必须建立在中西文学乃至文化的立体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中西视域融合，才能借助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有效地整合其价值资源，以此激活或者重构中国文学传统，达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这一转化机制甚为复杂，这里仅从文体层面粗略言之。

迄今为止，中国文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艺术实绩。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领域，新时期以来，致力于转化性创造中国当代小说新文体的作家难以数计。比如，汪曾祺小说对唐人传奇文体和桐城派古文作法的创造性转化受到普遍激赏，他所引领的当代中国新笔记体小说热潮至今未曾消歇，但只是看到汪氏小说传承中国古代文体资源则未免皮相，实际上西方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对汪曾祺的艺术启示同样不可或缺，还有韩少功小说对魏晋志人志怪小说文体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好评如潮，其作品的文体资源不仅仅来自西方词典体和随笔体的启发，而且直接脱胎于《世说新语》的文化关键词集束体小说。至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苏童等人的小说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明清话本小说的文体资源，即使是新世纪小说界的后起之秀，同样也不难发现他们在吸纳西方现代派小说技法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体资源所进行的转化性创造。

当代中国作家不再像新时期初那样热衷于直接制造外国文体的中国版本，不再满足于被西方中心赐予“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之类的所谓桂冠，而是想真正地做回自己，为中国文体与中国文学正名，但这并非说他们回归本土以抗拒西方，而是说他们把西方文体资源“拿来”后必定要加以整合与重构，让西方文体资源与中国文体资源在平等的“创造性对抗”与“创造性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于是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打破“纯文学”与“新文学”概念，开始大规模地致力于中西古今文体互渗式的跨文体写作，试图重建中国的“大文学”或“杂文学”文体传统。

（摘编自李遇春《重申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