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这些问题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②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人们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⑤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此前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⑦许宏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⑧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⑩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⑪人们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⑫还有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⑬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⑭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

朱文雄

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品似乎每一个细节都很微妙，感染力却并不强烈，有的作品似乎某些局部平淡无奇，通篇的效果却相当耐人寻味。可见，创作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细密是必须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否则可能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清人刘熙载在论及诗歌创作的诀窍时说过：“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一辩证的哲理。

明代才子唐伯虎的一段轶趣颇能旁证刘熙载此语的精辟。有一次唐扮作叫花子游虎丘山，巧遇一群商人举行文酒会，便上前要求唱和。商人们有眼不识泰山，竟想戏弄他，就递过纸笔。唐先写了个“一”字，商人摇头。他又写了个“上”字，商人们大笑起来。唐说：“我写诗一定要喝酒，你们能让我喝点儿酒吗？”商人们回答：“你要是真能写诗，就让你喝个够，你要是不会写诗，趁早滚开！”就给他斟上了酒。唐喝了一杯，添了“又一上”三字。商人们气坏了，喝斥道：“这叫诗吗？”唐见玩笑开得差不多了，才一口喝干了第三杯酒，一挥而就，写成一首七绝：“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把商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显而易见，孤立地看，这诗的前两句不仅不妙，而且粗陋之极。只是由于诗的后两句落笔惊人，别有洞天，全诗就出乎意料地微妙了。在这个完美的整体里，那似乎不妙的两句诗，真正巧妙地起到了使全诗“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是令人神远”的作用。

作诗不必语语微妙，从事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亦大可不必处处微妙。举凡造诣精深的大师，都深谙此中奥秘。因为艺术创作最忌平均使用笔墨，而不苛求处处微妙，正是克服平均使用笔墨的好法子。南宋的梁楷作画惯用“减笔”。他的画虽然笔墨精炼到不能再少，但亦该妙则妙，该拙则拙，不讲究笔笔微妙。以其最有代表性的《太白行吟图》为例，纸上的李白，头部毛发与五官画得较为具体，甚为妙趣；衣服则寥寥几笔，不堪妙言；而脚部却不合比例，似乎谁都能画。然而，静观细嚼一番，李白豪爽洒脱、恣情汪洋的神态却呼之能语，被“梁疯子”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了。不处处求微妙，却收到了相当奇妙的艺术效果。

与此相反，倘若创作者一味企求“处处微妙”的话，作品的整体倒可能“便不微妙”了。道理在于，就艺术创作的要求而言，一件作品的艺术生命只有一个，作品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必须服从整体的构思，使作品的“华彩乐段”自然突出，主旨凸现，更能展示作者欲强化的境界。假如不顾整体，恋恋于细枝末节的精雕细刻，作品的主题就可能被淹没，被冲淡，整体的效果就会受到损害。这样，尽管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艺术感染力却相对减弱。从这个角度来看，罗丹毫不痛惜地挥斧砍掉了巴尔扎克雕像的两只手，确是大师高见！这又形象地启迪我们，艺术上的得失是相反相成的，微妙与不微妙是在对立中统一的。能够佯作不妙求得大妙者，是技巧上成熟表达的标志。当然，这不妙处要求创作者对生活有真切的感受，具备娴熟高超的表现技巧，否则，又可能在创作中出现从局部到整体的彻底败北。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如十九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派大师安格尔，在绘画上是精细到连手指上的汗毛也要画出来的，但他也指出，塑造人物不要只抠细部，首先必须注意整体。经验早已证明，忽视处处微妙是手段，力求整体微妙是目的。这里的所谓“不微妙”，乃是巧中之拙，拙内含巧，是最能体现创作者构思精到的绝妙处。

孝的普适性首先是因为它产生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之情。只要人类继续生存繁衍，就需要父母，就会产生孝。现代社会虽然“先意承志”式的赡养有违人格自由和独立，但我们仍可将孝转变成一种和谐的亲子之情，即用契约关系调节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过这种契约关系不仅是利益的交换，还是利益和感情的对等，也就是用“父慈子孝”式感情对等来主导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从而避免家长制和家庭成员间的过度依赖和寄生。当然，有人可能反驳东亚之外的社会并不强调孝，特别是欧美社会，其社会发达程度高于中国。这种反驳并不能否定这些社会存在孝的情感。相反，在这些社会中，年迈的父母也常常以子女能够给予经济资助和精神关怀而骄傲，变相地说明他们也需要孝。而且，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别人的关心和认可以获得生存的意义。儒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孝不但维持了家庭的温情，而且增强了家庭成员的社会生存能力。

其次，孝是仁爱他人的开端和基础。只要我们崇尚友爱和谐的社会关系，就必须从爱父母开始。基于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因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父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最为关键，恩情最深，如果不爱父母，则这个人爱别人也值得怀疑。因此，孝是仁之根源，所有爱人的情感都是在孝之上生长和累积起来的。孝的推广就是将对父母的爱推及于家庭、家族以外的人和物。西方人施爱的对象仍然是从父母子女开始，而不是陌生人，尽管其家庭成员的关系不主要是用孝来调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只要人类家庭存在，只要人类还有爱他人之心，作为爱父母的孝的情感就会自然生起，而且外溢到家庭之外。

最后，孝与忠是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关系，孝没有导致忠的必然性。因此，从批评君主专制的角度来批评孝是比较牵强的。“君明臣忠”“君义臣行”要求君臣以义或理相合，君不义不明，臣可以弃之而去。“父慈子孝”要求父子以仁爱相合。纵然原则上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现实中父子关系往往因为血缘亲情的作用，而不会像君臣关系那样容易破裂。血缘上的亲近虽然可以通过“拟亲情化”扩展到君臣关系，但这种扩展毕竟是一种虚拟，经不起感情和利害变故的冲击。

明白了忠、孝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将儒家的家庭伦理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以孝来调整家庭成员的关系和美化风俗，而以契约和法律来调整官员与民众的关系，而避免那种“父母官”的专制倾向。

（摘编自谭明冉《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

“火烧阿房宫”：一场历史的修辞战火

张若渔

两千多年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几乎成了人尽皆知的历史常识。但一份调查证明，这极有可能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经过5年艰苦、细致的工作，近日揭开了这座“天下第一宫“所包含的种种谜团——阿房宫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并没有建成。传说中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攻入咸阳，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纵火焚烧也是历史误传。

（《华商报》12月11日）

其实早在2003年，在阿房宫考古队的挖掘和勘察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就曾基于诸多发现“大胆假设”——火烧阿房宫纯属子虛乌有。经过又四年艰苦细致的发掘、调查工作，上述推断只不过“进一步明晰”而已。

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刻，也是历史的尴尬时刻。两千年来，不管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上，西楚霸王项羽都因火烧阿房宫被塑造成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甚至成为残暴成性和暴殄天物的标本人物，每每被后世信手拈来实施“口头鞭尸”；阿房宫本身显然也成为秦始皇穷奢极欲、劳民伤财、自取灭亡的象征。而今，这一切被证明，我们不过是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悲壮却虛无——不是说项羽和秦始皇本无罪，只是不管他们做过多少罪孽深重的事，不应算在他们头上的历史账单终不能无妄加之。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就是真相，这是一件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

历史的讹误耐人寻味。追究其来，“火烧阿房宫”从真真假假的传说沉淀为人们头脑中的“事实”，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可谓“功不可没”。文中言”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极力铺陈阿房宫的雄伟气势：继而又言“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又以仰天长叹般的愤懑极力渲染阿房宫被付之一炬的伤情。

诗人的瑰丽辞赋及其暗藏汹涌的悲绪，显然不可阻挡地深入了后世观者的内心，引发同仇敌忾的情绪，众声喧哗之时哪还管什么事实真相如何？与之相比，司马迁的《史记》倒是审慎的，《高祖本纪》说项羽“屠烧成阳秦宫室”，《秦始皇本纪》也说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从头至尾都没有“火烧阿房宫”的影子。但历史的诡秘之处就在于，人们宁愿相信杜牧的辞赋也不愿相信司马迁的《史记》，谬种流传，一至于斯！

在历史的强大裹胁下，人们的头脑和思想其实如脆弱的芦苇。或许此事件给我们的最大的“历史教训”，正是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所一再强调的：“世间没有真理，只有对知识的永恒探询。”要时刻保持一种坚不可摧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来遍观周遭事物，避免走火入魔以至精神错乱而不自知。对于影响深远的历史界来说，这尤其重要。而对于民众来说，哈耶克的名言不妨引为座右铭一一我们的无知是如此重要，不要陷入自已编织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

（摘编自《当代人》，有删改）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