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现代人生是什么关系?儒学在今天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关涉儒学的本质。儒学以“道”为最高追求，这是理解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的关键。“道”无非就是指人的价值与信仰，指人生的追求、社会的遵循。那么，儒学之道主要包含哪些层面的“道”呢?

其一是天下为公的人伦之道。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这是儒家追求的王道。“公”与“私”相对，是人的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彰显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提出“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是人与人相处的五种主要关系，其他关系都可以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达道者，大道也。五达道如何处理? 孔子提出的原则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子把它称为“人义”，即为人者都应自觉做到。

其二是政之所成的为政之道。孔子常说“政者，正也”，“为政”无非就是“为正”。为政者皆有其位，他们更应该有其德，德位相配者才能为政治国。为政者要做到自身正，须先有对“正”的认知。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子产说“学而后为政”。这个“学”是指正确的认知。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正”，传统的“大学之道”讲求培养君子，他们可以讲高深的学问，可以“喻于义”，他们的德行像“风”，他们明是非、知荣辱、能担当、敢引领、格局大、有气象。时代顺利前行，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其三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要想知礼又有道德，无论是为政在位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面临一个自身修养的问题。于是孔子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方法。这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点，它被认为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被推尊为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伦理框架。曾子说，孔子的学说“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忠恕之道就是仁，是儒学的核心。仁的本义是“反求诸身”，即反省自己，亦即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儒学是修己安人之学，看起来，孔子提出的方法十分简单，但在简单背后，却蕴含着一般人想不到的“不简单”。

最后是与时偕行的时中之道。中庸，就是中之用，也就是用中，把握中道。中庸要求不偏不倚，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作为方法论和处事原则，中庸或中道原则是对和谐的追求。人处在伦理关系中，和谐的关系应当君仁、臣忠，应当父慈、子孝，人伦关系都是相互的、双向的，把握其间的平衡就是和谐，就能发现中和之美，这就是“天地位”。只有天地各得其位，才能“万物育”。只有稳定，才能生长；只有和谐，才能发展。从社会管理的意义上讲，中庸指不断纠偏的过程。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按照中道学说，人要按照该做的去做，这就是“以礼制中”。如有人不能做好，就要教育引导，这就是“以型教中”。如果有人违背道德规范，甚至伤义败俗、危害社会，教育也不起作用，那就要“以刑教中”，这就是加以强制，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摘自杨朝明《儒学与现代人生的关系》，有删改）

“初唐四杰”堪称盛唐精神的探路者。虽然见识了太多艰辛困顿，前途未卜，现实充满无法预见的种种未知，但他们却以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执着，自由驰骋在对理想的追逐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之中。诗歌是强化记忆的有效方式，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把逐梦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壮志豪情化作永远的记忆。

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依靠门第与家世的选官原则正在被抛弃，新生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学进身的仕宦途径，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是否科举及第已经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即如祖孙三代都担任最高层命令文字撰写之职的河东薛氏，到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中书令的薛元超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举出身的憾恨人生。他曾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科举制带来的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对于没有应举条件的士子来说，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科举（包括各种科目）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杨炯的诗句集体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豪言壮语。堪称唐代第一代边塞诗人的骆宾王也写有《从军行》诗，表达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豪情壮志。

“四杰”以旷达的心胸来面对辛酸的人生。我们熟悉的骆宾王，曾给主持铨选的裴行俭写诗致意，虽然感叹“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他又以生不逢时的浮槎自况，一边失落地叹咏着“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紧接着还不忘展望一下未来，“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浮槎》）。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

以“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初唐士人，评论家们可以批评他们还缺少浑融的意蕴和秀美的风神，但是那种“健全的欲望”（闻一多语）、不甘沉沦、不惧艰险的精神，却推动了一个盛世的到来。

（摘编自刘后滨的《“初唐四杰”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