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 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 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囯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 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李三瘦”。这个雅号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古代诗话词话、文人笔记，也不是自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1943年的命名。所谓“三瘦”是说李清照喜以“瘦”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传诵千古的含“瘦”字的名句。

第一个含“瘦”字的名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动物的“肥”“瘦”移用到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叹花的情态，语新意隽。李清照擅长寻常言语谱新声，赢得了历代文人的褒扬、赞赏。明代学者沈际飞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味。‘绿肥红瘦’创获自妇人，大奇！”（《草堂诗馀正集》卷一）清代词学家黄苏说：“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蓼园词选》）黄蓼园所言极是，深得个中三昧。

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诗犹文也，忌直贵曲。”（清·施朴华《岘佣说诗》）才力华赡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作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含蓄蕴藉。当代词学家唐圭璋认为：“新来瘦’三句，申言别苦，较病酒悲秋为尤苦。”（《唐宋词简释》）这一精到点评“破译”“新来瘦”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便于我们含英咀华。

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向：“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人比黄花瘦”的“瘦”字，与首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的“愁”字相呼应，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据说，李清照写好重阳《醉花阴》后，寄给丈夫赵明诚，赵“叹赏”，自愧不如，而内心又想胜她。于是闭门谢客，艰苦构思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五十阕，把妻子词作混在其中，请友人陆徳夫赏鉴。陆品味再三后说：“只三句绝佳，即‘……人比黄花瘦’三句。”（元·伊世珍《瑯嬛记》卷中引《外传》）所讲故事未必实有其事，但它所说那三句绝佳确是事实。

李清照“三瘦”词句一写伤春的心绪，一抒离别的哀怨，一描独处的孤寂。它们从不同角度书写“幽愁”，奇俊新颖，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名传千古。傅庚生先生认为：“易安尤工用一‘瘦’字，因此师张先取名三影之意，目之曰‘李三瘦’。”《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漱玉词以“瘦”字入词的还有《多丽·小楼寒》中的“渐秋阑、雪清玉瘦”，赏梅词《人娇》开篇“玉瘦香浓”句，《新荷叶·薄雾初零》的“鹤瘦松青”，《点绛唇·蹴罢秋千》中的“露浓花瘦”等。这些词里的“瘦”字用得也很精彩，可以一并欣赏。

总之，易安居士笔下的“瘦”辞句，质朴淡雅、婉美灵秀，各得其宜、各尽其妙。是朴字见色、平中见奇的典范。李清照为后来者如何炼字作了极好的示范。不细细玩味，岂不辜负了铸词高手的匠心独具？

（摘编自朱永芳《李清照缘何叫“李三瘦”》）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现实主义精神是传统戏曲的本质属性之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戏曲剧目，都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即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客观地观照时代特征，辩证地分析社会本质，具有明确的个人主张和社会教育意义。

上世纪初，随着新剧进入并风行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了改革，现实题材被大量采用，诸如革命暴动、妇女解放、时事新闻等。于是写实与写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剧目，为数不多。但是，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戏剧性而言，现代戏曲完全可能发掘、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人物形象。其所倚靠的，有对史料的新发现、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时代社会的再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推论和感性想象。

上海京剧院的革命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和构架，演绎了1949年前后几位狱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综观全剧，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观众可清晰地感到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该剧的第一男主角范文华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在狱中经历了一场  “不坚定的革命者——不彻底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过山车”。范文华这一人物不仅担当了全剧矛盾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更是建构了全剧的多元主题，即“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和“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饰演范文华的傅希如则藉剧本之力，表现了强烈的精神痛苦和意志迷惘，不少观众认为，这位不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惶惑到抉择的过程，要比众多纯正面和纯反面的人物形象更可信，对革命胜利主题的诠释也就更有力。看来，对于这一经过对历史的分析、对人性的诠释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观演双方都有审美的需求。

回顾小说《红岩》问世后57年间所出现的优秀改编或延伸作品，无论英雄、叛徒还是敌人，许多艺术形象都成了后世可复制却难超越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不仅因人物鲜活、艺术精湛，且因彼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经远去、不能复返。

现实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求最形象、最真实和最深刻地反映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既然要以高度提炼的典型取胜，那么其典型性必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所牵制和限制。这也许就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剧作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舞台时，频遭笑场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永远处于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的危机之中，始终经历着不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的过程。

（摘编自胡晓军《戏曲的现代性及现实主义》）

孔子赞赏的中庸

骆玉明

（1）“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第二十九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视中庸为最高道德，并感叹着一至德在人群中久久不见了。孔子揭示了中庸的至德性，但对什么是中庸存而不论，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

（2）《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则故事说：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有鲁人在其他诸侯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能够将其赎回来，可以从政府领取所费的金钱。子贡有一次从外面赎回了一些人，他是富豪，不在乎那些钱，或许也觉计较那些钱有损于自己的清德，于是就推让不受。这本来可以理解为高尚的行为吧，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因为普通人并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赎人，政府给钱也不要，他们会感到为难，结果只能是视而不见。鲁国一项很好的政策，却因为子贡的“高风亮节”，在实质上遭到了破坏。  更严重的是，这还损害了鲁人的道德风俗，  人们将逐渐习惯自己的冷漠。

（3）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包含了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思考：道德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维护某种公众利益，如果脱离实际的可能去提高道德标准，将道德自身视为目的，其结果足以破坏道德存在的基础。中国前几十年很努力地宣扬“无私”的理念，“文革”中更发展到戏剧化的程度，结果是人人演戏，可信的道德就在这种表演中消失了。

（4）《论语》中有一段对话也值得一说。有位“叶公”告诉孔子：他的家乡有个做父亲的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就去告发，大家都认为他很正直。孔子针锋相对地说：我们那里对正直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其中。在孔子看来，亲情是人类的天性，维护亲情也就是维护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相互告发，其带来的伦理损害要远远大于偷羊之类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伦理损害。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

（5）孔子对“父子相隐”的意见历来有很多争议，它牵涉到法律与伦理的一些根本的问题。现代更有人严厉批评这是以亲情破坏法制。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说，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他，属于正直的行为。偷羊犯法，社会成员理应出于维护公义得得需要，不论亲疏都应加以坦白，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问题是“大义”必须大到超过亲情的必要，所以孔子谈论“正直”的道理，取的是“攮羊”这样的例子。“文革”年代官方鼓励人民相互揭发，芝麻绿豆、扯屁撒谎皆往“大义”上靠，弄到夫妻都不敢讲真话，这时想到“父子相隐”，会明白它的道理了吧。

（6）宋代朱熹曾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孔子本人掌握的就是时中的行为标准。《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经过蒲地去卫国都城，当地有公叔氏发动叛乱，阻止孔子去卫，大概是怕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孔子答应和他们立下盟誓，离开蒲以后不去卫。结果才出东门，孔子就下令车子向卫驰去。子贡疑惑地问：这不是背盟了吗？孔子淡然一笑，洒脱得很：受要挟订下的盟誓，不管用的。

（7）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看作“圣人”，但他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圣人”气。这不是谦虚，而是老夫子处理事情的态度，大抵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惊世骇俗的地方。哲学家冯友兰曾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自题为座右铭，期望像孔夫子那样，有超常人的思考，又不背离常人的生活，中间的“而”正是统一这种对立的桥梁。

（8）“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要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已非易事，而身体力行之则更难。时至今日、天，“中庸”仍“民鲜能久矣”，孔子赞赏的“中庸”，就像上文叙述的三个故事那样，其实不过是 ，并不像后人阐释的那么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