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面上，行走是指用双腿克服地球引力，轮流迈步，从一处地面走向另一处地面。但在太空轨道飞行的失重环境中，失重将行走的概念完全搞乱了。在航天器密封座舱中行走，只要用脚、手或身体任何部位触一下舱壁或任何固定的物体，借助反作用力，就可以飘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座舱里充满空气，划动四肢也可前进，因此行走范围是立体的。

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有大量工作需要航天员走出密封座舱，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太空是高真空、强辐射和极端温度环境，还有微流星体伤害，必须身着舱外活动航天服以保证生命安全，但也不能立即走出密封座舱，因为还要吸纯氧排氮。由于氧气助燃，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密封座舱中一般不用纯氧，而用以氧、氮为主的混合气体。这样，航天员体内便存在大量的氮，这些氮不像氧和二氧化碳那样会与血红蛋白和缓冲物质起化学作用，而是物理地溶解在血液和脂肪组织中。目前，密封座舱中般采用与地面相同的1个大气压，即760毫米汞柱，而舱外活动航天服一般采用210毫米汞柱压力。这样，穿上航天服后，体外压力降低，溶解在脂肪组织中的氮便游离出来。由于脂肪组织中的血液供应较差，流动量不大，不能将氮气迅速地通过血液带到肺部排出，因而会在血管内外形成气泡，堵塞血管，形成气胸。这就是减压病。为了防止减压病，必须在出舱前吸纯氧，使体内的氮气逐渐排出。吸纯氧的时间长短，根据密封座舱中氮的含量多少而定。若氮气与地面大气中的比例相同，即占78.09%，则需要吸纯氧3小时。如果将舱外活动航天服的压力提高到380毫米汞柱以上，穿着它出舱行走，也不会产生减压病，但制造这种舱外活动航天服，不仅材料、工艺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而且会增加穿着后活动的困难。

在太空中，八面无着，双脚无用武之地，必须靠太空机动器来移动身体的位置。目前用的是喷气设备，安放在舱外活动航天服背部，叫喷气背包，通过三个自由度六个方向上的喷嘴喷气，以达到向任何方向运动的目的。另外，太空真空环境中没有空气传播声音，因此，在太空行走时，必须靠航天服背部的无线电通信背包与同事联系困难还不止这些，比如，太空里没有任何参照物，人容易迷失方向，失去远近感。

当然，太空行走不仅仅是在太空轨道飞行时的行走，还有在其它天体上的行走比如在月球上行走。登月航天员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月面没有空气，因而没有空气阻力，加上重力只有地球重力的1/6，如果像在地球上那样双脚轮流迈步，走起来会轻飘飘的，一蹬地身体就会弹得老高，一步能跨出老远，感觉很别扭，还不如像袋鼠样双脚并齐、向前蹦跳感到舒适。假如到木星那样巨大的行星上去，其比地球大300多倍的质量所产生的重力及其厚密的大气，将会使人动弹不得。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杜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與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