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于途中

(1)从起点到终点，其间的距离就是途中。

(2)感觉生命总是在途中。就像候鸟，总是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就像泉水，总是从溪流入河，又从河流入海；就像花草，总是从春长到夏，又从夏长到秋。

(3)自从离开起点以后，生命就总是在途中，在时间与空间的途中。而且不管情愿与不情愿，总是在日渐靠近某个可知的或未知的终点。

(4)有花开就有花谢，有日出总有日落，有起点当有终点，这是自然。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也都难逃此劫。

(5)但对一些具体的生命而言，似乎出发就是为了抵达，似乎付出就要有结果，于是必经的过程成了漫长的等待，总是在途中成了生命最大的煎熬和无奈。

(6)然而抵达真的那么重要吗?终点真的那么美好吗?等待或许会是一种煎熬，然而生命总是在途中真的就只有无奈吗?

(7)水气抵达天空或许就成了彩虹，蛹到了生命的尽头或许就成了蝴蝶。但并不是所有的抵达和终点都具有终极辉煌。花朵的终点是凋谢，道路的终点是绝境，生命的终点是死亡。

(8)即使水气是因为对天空的抵达而成为彩虹，即使蛹是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成为蝴蝶，它们也是分别经历了一定的转化和蜕变过程，才各自化水为虹和化蛹为蝶的。是过程成就了它们最终的美。

(10)过程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过程即生命。

(9)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确实就是一个过程的完整体现，或者说是无数生活细节的集结。而终点不过是生命的界限，主要用于寓示生命体的完结。它有可能构成生命的升华，却绝不会是生命的目的。

(11)但是生活，我们往往是在度过；而将最美好的愿望寄予终极。仿佛是美好的风景只在彼岸，而此岸只是一种过渡，是一段抵达某处的旅途。我们对此处的风景因此常常忽视，并习惯于生活总是在别处。

(12)每一个至美的终极愿望当然都必须受到肯定，但是生活并不是只有这些，也不该只有这些。活着，也不能只是追求刹那的辉煌，和完成某种使命，或是为了去到某一个地方而赶一段路程。如果生是为了死，就像花朵是为了凋谢才盛开，这样的生命，存在的意义还有多大?

(13)生命不是一次简单的奔赴死亡之约，每一个高品质的生命，或者有高品质愿望的生命，有可能都必须首先做到安于途中。

(14)因为生活并不总是在别处，生命也只有在生命的途中才成其为生命。就像候鸟，只有在不停地从南飞到北，又从北飞到南，才构成它一生的迁徙；就像泉水，只有在不断地从溪流入河，又从河流入海，才体现其自身的运动。

(15)生命也不完全是为了抵达，就像泉水，并不是非要达到怎样的地方才算完成使命；就像花草，并不是非要到达哪个季节才算实现价值。

(16)生命中绝大部分的风景总是在途中。生命主要是为了经历，就像候鸟，不停地迁徙是为了经历季节和风雨；就像泉水，不息地流动就是为了经历交汇和起伏。

(17)尽管具体的经历总是显得那样琐碎、那样平凡、那样漫长又是那样不胜其烦，但是，恰恰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个真实的精彩的人生。这是生命最弥足珍贵的状态，每一个安于途中的生命都将尽享人生。

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席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 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一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

材料一：

最近，美国前外科医生总长Dr. Vivek H. Murthy撰文《工作与孤独的流行》强调：孤独如此流行，已经成为日益增长的公共健康的威胁，他还指出工作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当今这个年代，从技术上来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史无前例地便捷，不仅车疾马快，还有电话，视频、电邮、各种社交软件等。几乎在瞬间，你就可以联系到另一个人。

然而，从情感上来讲，人们却前所未有地孤独。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孤独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研究表明，美国如今有超过40%的成年人感到孤独，实际人数可能会更高，此外，过去几十年来，认为自己拥有亲密知已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而在工作场所，许多员工，还有一半的首席执行官，都有孤单感。

孤独会导致压力，长期或慢性压力会导致一种关键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升高。压力也与体内较高的炎症状态有美，这又会损害血管和其他组织，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病、抑郁症、肥胖和过早死亡的风险。慢性压力还可以劫持你的大脑的前额皮层，大脑的这个区域控制着人的决策、计划、调节情绪、分析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节选自“同语轩”2018年2月10日）

材料二：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四分之一承受着孤独的痛苦，这可能会增加罹患许多疾病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早亡，而这些人当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体重超标。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增加超重可能性的相似基因区域也导致社交孤立。

这是首次有研究发现孤独与肥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科学家建议，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减肥来应对孤独感的盛行。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约翰·佩里说：“这项研究使我们能够利用遗传学来确定孤独和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我们常常认为孤独纯粹是由我们周围的环境和生活经历造成的，但这项研究表明，基因也起着作用。基因和环境总有复杂的交错，但研究的确表明，在人口层面，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肥胖问题，我们也能减少孤独。”

报道称，该团队分析了英国生物医学库487647名参与者的基因变异情况，个人感知的孤独，与其他人互动的频率以及这些互动的质量等问题提供了问卷回复。然后，他们研究了单个个体的基因构成，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孤独易感性。那些认为自己孤独的人在15个遗传位置上的DNA有着“不同的表达”。

（节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7月5日）

材料三：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全球范围内分散的家庭数量越来越多；个人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于集体文化……孤独似乎是当代生活的默认特征，尤其体现在富裕和城市发展良好的国家中。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报道称：“分析以往研究发现，生活在孤独环境中的人与保持社交关系的人相比，其早死概率提升50%。”该网站提到了两份综合分析报告，这两份报告旨在评估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中，约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

涵盖148项研究、涉及逾30万参与者的第一份分析指出，丰富的社会关系可使早死概率下降50%。第二份分析涵盖70项研究，涉及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近340万人。该分析指出，隔绝、孤独和独居在早死方面产生的影响相当于肥胖。

美国犹他州杨伯翰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尔特-伦斯塔德说，尽管这种“流行病”并不仅限于富裕国家，但由于富裕国家“寿命更长，结婚率降低，每个家庭中子女的数量更少，离婚的人更多且独居的人也更多”，因此这种现象在这类国家中更为突出。

在美国，约有4260万年龄在45岁以上的成年人患有慢性孤独症。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生活中无人陪伴，超过一半的人没有结婚。此外，婚烟和子女数量均呈现下降趁势。

（节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7日）

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以资料的荟萃和梳理为基本特征，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立足事象本位，着眼于民俗事象的历时性钩沉，如民俗学的单本著作和丛书之名一般是以某种民俗事象为前缀、以“民俗（或风俗、习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则往往是“上下千百年，纵横千百里”；另一种是立足区域本位，着眼于某一政区范围内民俗事象的分类铺陈，著作之名则一般是以政区单元为前缀、以“民俗（或民俗志、民俗通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追求面面俱到、不避琐细。细察之，上述成果基本上是秉持民俗即“文化遗留物”的观念而进行的文献研究，对于民俗的描述以粗线条勾勒为主，学术贡献有限，但如果将之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与整体学术生态中来理解，自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始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热潮，意味着中国民俗学者自觉走出书斋，来到田野现场，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观察民众的具体行为与口述表达，由此掀开了注重民众主体之文化活用的新篇章。更可贵的是，伴随着研究方式的转变，在研究目的的设定方面也有了新的追求。特别是在刘铁梁大力推动的“走向村落”的研究范式中，将村落视为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以“显微镜”式的方式观察民众日常生活，就更有利于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理解民众的文化创造。

民俗学既然是一门研究生活文化传承的学问，自然就应该关注民众个体的生活史、生命史以及精神世界，探索个人、群体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态势。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确努力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其中有两个学术方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对“家乡民俗学”的持续深化。“家乡民俗学”似乎最早是由安德明提出的，并迅速得到了多位民俗学者的呼应。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以自家亲属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同处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感同身受，在细描基础上加以学术分析，兼具人文关怀色彩，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刘铁梁称之为“注重身体感受的民俗学”。

二是在“礼俗互动”的框架中理解民俗传统，关注在国家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中的民众作为。张士闪将“礼俗互动”视为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提倡将国家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乡村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运用等，纳入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开启了许多新的话题，如国家礼仪对于民众心理的潜移默化作用，“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联合运作机制，礼俗互动逻辑与乡村公共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并置与连接，等等。

在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中，无论是在“家乡民俗学”研究中对于民俗主体与研究主体的相互贴近的尝试，还是“礼俗互动”研究对于民俗概念的传统边界的拓展，都暗含着对于“民俗”的更加宽泛的理解，以及对于民俗主体——民众的心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努力贴近。为此，上述两种研究模式都注意将国家历史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但其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家乡民俗学”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礼俗互动研究则试图提纲挈领地关注民众生活整体，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毕竟，应将地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生活细节，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而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也需要在地方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来理解。

（选编自《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李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