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受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为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让学生对汉字生爱恋、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让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一般而言，气质所指对象往往是具体的人，而较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那什么是大国气质呢？大国气质就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注重次序与稳定，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这在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晰。第一，和为贵，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特质。“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追求和谐、珍视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第二，稳为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目标。中国人向来注重次序和稳定。尽管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但是，好治恶乱、好稳恶变的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第三，顺势而变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征。中国人非常重视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当前，中国社会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由此促使中国治理不得不顺势而变。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差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候，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①尽管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但什么是网络文学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如果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会出现“纸质文学”的概念。除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的纸质文学外，网络将成为一切主流、非主流文学艺术的平台。

②目前的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2012年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针对移动受众阅读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一些主打“小而关”的APP终端应运而生，如韩寒主编的《ONE·-个》，中文在线推出的“汤圆创作”，专门发表短篇小说的“果仁小说”，此外微博、微信公共账号也是相当活跃的个人作品发表平台。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期刊也开始进行“网络移民”，如由《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手机阅读平台“醒客”也于2014年7月上线。不过，传统文学要成功地实现“网络移民”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穿越”，而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生”。“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这是麦克卢汉那句“媒介即信息”断言的重要含义。所以，与其我们现在努力参照纸质文学的概念定义网络文学，不如直接去研究“网络类型小说”“直播贴”“微小说”这些自然生长起来的网络文学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③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网络时代主流文学的建构必然是以网络为平台的。在这个汇集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结构和文学趣味的“全平台”上，占据主流的应该还是类型小说，这是大众阅读需要决定的，也是文化工业的性质决定的。在理想的状态下，类型小说应该是分层的。其实网文作者现在就有“小白”和“文青”之分，“小白文”追求“爽”，“文青文”在追求“爽”的同时，还强调文笔和情怀。“文青”的粉丝团在人数上通常比不上“小自”，但文化层次和忠诚度都更高。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另类”的“文青”代表着类型文中的精英倾向一一这里不是光有几个“大神”，还有他们大量的铁杆粉丝。由于网络文学即时互动的特点，每一部小说都凝聚了无数“集体的智慧”，作者更像是“总执笔人”。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铁粉”出钱出力、鼎力支持，在“小白当道”的总体阅读环境下，“文青大神”是活不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几流读者才有几流作者。

④在大众的类型小说之外，还应该有各种小众的圈子，如“耽美圈”“同人圈”，以及上面提到的各种“小而关”等文学形态。这些“非主流”的小众圈子或有亚文化色彩，或有纯文学趋向，在文化观念或文学观念上进行探索，它们探索的成果可以推动更大众、更主流的文学的不断发展。对小众成果的吸收主要是由大众文学中的精英圈完成的，他们不但要吸收各种小众的文学成果（包括纸质文学），还要与思想界和文化界保持连通。大师级的大众文学作品不是只满足受众的阅读欲望，还要缓解他们的焦虑，并安抚他们的灵魂，网络文学这样的“集体创作”更是如此。如果这些作品能够与主流价值观对接，甚或参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就自然是实至名归的主流文学。

⑤在主流文学建构的过程中，精英批评的力量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精英粉丝”自发完成的。学院派研究者如果要有效介入，必须重新调整定位。这不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全面更新，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一不能再以中立的、客观的、专业的超然态度自居，而是要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行“介入式研究”。研究成果发表的空间也不应只局限于学术期刊，而是应该进入网络生产场域。比如，对于现在网络文学的研究，知果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能够对具有精英倾向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在点击率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再造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榜，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与“区隔”，那么就能真正“介入性”地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并参与主流文学的打造了。

（注）小而关：在一个大工业生产均质化的时代，提倡“选取一个点，做到极致”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