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晚清有一位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20世纪初诸位大师，如蔡元培、严复、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黄遵宪诸位先生，以及后来的***主席都对“红学”有所涉及或者做出了贡献，推动了“红学”的发展。这现象本身说明了什么?应该悟知：这就是因为曹雪芹的书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因为名字为“化”，故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

《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言之魅力!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才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曹子(即雪芹)的“情”与孔孟所讲的“情”都有“爱人”的本质，但却做了不同的阐释，别有一番滋味。“青”是个好字，其左边加“日”、“目”、“氵”、“米”、“忄”这五个偏旁，就成为“晴”、“睛”、“清”、“精”、“情”——都是万事万物中最美妙的部分。情，是对待人的关系时的心境。孔子与曹子的分别只不过是孔子将“情”伦理化、社会道德化，而曹子却将“情”诗化、艺术化罢了。通晓了这一关键点，就一切贯通了。

《红楼梦》重“才”。比如元春升为贵妃，是谓“才选凤藻宫”；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元春省亲不重于游乐，而命姊妹们和宝玉作诗，题咏诸处轩馆景色，这已十分晓然。至于书中所有女儿，都有一个“才”字在内，只是表现不同罢了。而中华文化，天、地、人谓之“三才”。

曹子过人的本领还有一点：就是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汉字、汉文化的美。若用一个字评《红楼梦》，即“灵”。曹子重视灵气，认为它高于智慧，譬如，“那块顽石经过女娲炼制之后，灵性已通”。曹子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创造性提出人性“正邪两赋”说。传统观念认为圣人、贤者禀正气，淫邪之徒禀邪气，而曹子借雨村之口提出：禀赋了这种“两赋”之气的人，其灵气在万万人之上，乖戾邪僻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下。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骇世之言。

研究“红学”，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此名何义?这就应该温习王实甫大师在《西厢记》里给崔莺莺安排的第一处曲子《赏花时》，她唱道是：“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红楼梦》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绕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第一处景致：一派好水，一桥一亭翼然水上。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有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一位学者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皆可用一个字来评：《三国演义》——“忠”；《水浒》——“义”；《西游记》——“诚”；《红楼梦》——“情”。我觉得这四部书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即人才问题。《三国》讲的是帝王将相类的文武人才：《水浒》讲的是强盗人才、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而《红楼》正是为一批受压抑、歪曲、奴役而又才气横溢的女儿鸣不平。正如曹子借秦可卿托梦给凤姐道：“婶子，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以前只有红粉佳人，且是衬托绿林好汉，而曹子前无古人地创造了“脂粉英雄”一语。

施公(即施耐庵)对曹子的影响极大，曹子甚佩其敢写世人之不敢写，亦欲发前人之所未发，为闺阁掬一捧辛酸泪。《水浒》好汉一百零八位，《红楼梦》出场女子共一百零八人，显见施公对曹子的影响。“一百零八”是“十二”与“九”的乘积。十二乃阴数之最大，九则乃阳数之最大。一百零八表示无穷无尽，多而又多，群体庞然。《红楼梦》首回一僧一道“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脂砚斋批曰：“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这一把眼泪洒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遭逢此极，况天下之男子乎?”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太深切了，这部伟大的“子部”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那它就应该走向世界。《红楼梦》的走向世界，就存在一个英文翻译的问题。但译《红楼》是太困难了——这又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中华文化的极大特点特色。仅《红楼梦》这一题目的译文，比如，“红楼”一词乃唐诗人用的美好语义，专指富家妇女的金闺绣户，而西方无此文化对应，译出后只能成为“红颜色的多层建筑”!汉语的“红楼”极有内涵。韦庄诗云“长安春色谁为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给人以无限遐想。但是英语却把“红楼”译为“两层的红色小楼”，将“红楼梦”译为“ADreamofRedChamber”，美感顿失，意境皆无。同理，“沁芳”那么优美高雅又暗寓沉痛的文采，译出后只成了“被水浸泡的花瓣”!这样，一切意义、趣味、境界，全部消失——却只剩下一个滑稽感的(外国人莫名其妙的)怪话!

近年，“红楼”又译成“RedMansions”，变成“朱邸”，这与《红楼梦》主题是女儿之核心眼目全无交涉了(朱邸即豪门，男人掌权的世界)。事情之难，由此可见。依此类推，世界读者要真正理解、领会“《红楼》文化(即中华文化)”，是困难太大了!一部《红楼》有上千上万的这种“文化难题”(人名、地名、物名、诗词、酒令、谜语、双关、歇后、笑话、戏谑……)都没办法“译”！

在这儿，把中华文化的亟待大力弘扬也显示得更加清楚。如何解决这样的文化传播交流、弘扬宣传?看来还待中西双方努力，而非口号空谈所能济事。

卖桔者言

张五常

①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在广东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

②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除夕）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极快极大。变动的方向大致上大家都预先知道。1000块钱一枝的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有了错误，上好的桃花哪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同样一枝花，有人用200元买也有人用50元买，如何理解？年宵货品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买卖双方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既困难又重要。

③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决定在年宵的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我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都因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5元清盘了事，蚀了数千元。

④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200多盆，每盆成本40元。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在年宵晚上8时起，在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出售的是四季桔，邻近地盘少有卖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全部卖出并不一定有钱赚，赚钱与否是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200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是每盆55元（最高80元，最低20元）。我们所赚得的就是那些送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所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是大有所值！

⑤9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因为一般顾客都知道年宵市场是要讨价还价的，所以实行不二价就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资料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80元，最低以60元出售。11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70元。这一小时内顾客最多，□□都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因此讲价较烦。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30元。

⑥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就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若要将桔子出售，就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若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⑦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义。在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道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足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

⑧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就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需求弹性系数一定是较低。这个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有着很大的错误。

⑨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⑩卖桔的经验还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了较多的认识。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在脱离实用书写、文字传播的功能之后，书法在今天已经变成一种纯粹供人“观看”的图像艺术。从“阅读”转向“观看”，这是书法现代性转型带来的审美革命。。

在书法史上，基于特定用途的铭文、碑刻等，构成了宋以前中国书法传统最核心的资源，也代表着传统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今天我们对这些作品时，都是以“艺术品”来对待的，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介入方式是借助有意味的书法形式来完成的，对文本内容的阅读、不过是书法审美活动中的附加意义。但对于当时的创作者而言，文本的阅读，文字的规范和可辨识性，却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但现代书法已经发生转变，我们进入展览大厅，看完一个展览，可能会一下说出哪些作品感动了我们，但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这些作品的文字内容。

书法审美活动中由“读”向“看”的转变，要求今天的书法家研究视觉形式规律，作为视觉形式规律中最重要的构成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书法最重要的形式内容。

可以说，传统书法具备了形式构成的所有法则，但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中的构成关系，在书法创作中占的地位不同，构成的核心内容也不同。作为“阅读”文本的传统书法，欣赏方式是在手上把玩的，结字（字的间架结构）和点画（文字之点与横竖等笔画）是最重要的形式要素，书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不考虑整体形式的构成意味。但在现代书法欣赏中，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整体构成的形式感，然后才是结字、点画，最后才考虑文字的内容。

有人质疑，既然书法审美已经从“读”转向“看”，是否在现代书法创作中完全可以打破文字的释义要求，甚至解构汉字，转向纯粹的笔墨构成呢？我认为，书法从“读”为第一义转向“看”为第一义，属于书法的审美范畴，而汉字和文字内容，则是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本体属性，是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像我们欣赏一棵树，给予我们审美愉悦的是树干的形状，树叶的色彩，枝干的穿插，我们不必关注这棵树的物种属性，但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物种属性，离开物种，一棵树就失去了应有的美。同样的道理，如果解构了汉字，打乱了文字内容的连续性（释义性）和书写的规定性，书法也就失去了本质属性，必然走向抽象绘画。一一件真正优秀的书法作品，一定是在强调可视性的同时，兼顾可读性。

（胡抗美《书法审美活动中“读”与“看”的关系》）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医首先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实证思维主张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整体关联的思维也讲还原，而整体关联所还原的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中医研究的是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因此，中医才有这样的观念，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心不只反映心，而是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密切关联。

中医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性别、体质、地域、时间等因素，对药材的采用也非常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基于中国哲学中“自然合理”的理念。“自然合理”有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重内涵。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本来面貌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的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而现代人所尊奉的“科学合理”的理念，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很多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本来关系，而是使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此外，“自然合理”非常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即个性，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适性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直觉思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病者的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断是否准确。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这源于近百年来，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更接近事物整体的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对事物的认识越来越片面。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责任。

（摘编自楼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