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对于讲座内容和讲师的选择，完全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而非正统学术的观点。像清代这样一个不论文化还是经济都并非最重要最伟大的时代，可以成为长期话题，主要是因为流行多年的清宫戏为它笼络了广泛的观众基础。

其实《百家讲坛》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屡屡引发争议，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都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作为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者，他们首先被学术界质疑，被自己研究领域内的同侪批判，而跟他们的半生研究都没有关系的老百姓（至少《百家》的拥护者大多是非学院派，而非正统的学术精英），这时却成了他们学术观点的拥护者。通过《百家讲坛》，一些没有定论的观点被讲师们传播开来，这让很多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快，本来是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某一方却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重要的是，大众并不了解其他观点。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讲述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即便那附着了很强的个人观点，仍是一种解答，解答很多他们感兴趣但很难有渠道确定的问题。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表现形式。讲座节目历来是最让观众望而却步的类型，40分钟的节目如果不听前5分钟根本听不懂后面内容。《百家讲坛》在节目形态上并没有贡献，影像上几乎没有美感可言。它的贡献在于改变了讲座节目的讲法。你听易中天的讲座，不就是评书连播吗？在拥有广大评书听众的中国，把学术话题讲得和评书一样，无疑是成功的捷径。有意思的是，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这三位影响力最大的讲座者都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师，无疑他们更能掌握深入浅出的技巧。 

既然《百家讲坛》的话题由头都来自电视剧这些流行元素，那么在方式上自然也跟电视剧借鉴不少，最重要的就是设置悬念、讲究故事性。刘心武的《红楼梦》，连续十几讲，不断地探秘解密，所有观点必须辅以具体故事，完全是电视剧式的铺陈叠述。而阎崇年的讲座，其实就是历年清宫戏的疑点解释，出发点都依据近年清宫戏的剧情和人物关系，也就是电视观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因此一场学术讲座的受众，一下子从少数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变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视剧观众，反响自然不同。 

因此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可以销售35万册，易中天成了畅销书榜首作家也就不难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从流行中来，到流行中去。不论学术界质疑的声音有多大，都难以动摇他们广泛的群众基础。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以文化自信为现实基础。从现代文学诞生至今，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不断成熟和繁荣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积淀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发展理念和理论。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中经验和中国式的文学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建于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学范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发展流变和日益壮大的文学实践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自身建构上还缺乏原创的勇气和视野，缺乏基于中国文化自身逻辑的理论创设和延伸。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缺少了这种自信，也就会缺失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且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须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正如人们所知，特定的文化产生特定的文学。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学一定是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历史的积淀、过程的总结、时代的凝练，是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呼应的结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论述指出了中大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构成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累世叠加，通过不断继承和创新，积淀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既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线性文化线索，也指明了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必然的文化逻辑，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当代性总结，每一个作家都是带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经验开始文学创作的。因此，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浸润下，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化还原的角度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丰富源泉。

(选自《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与秩序》，有删减)

这些年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强调“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于是，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广被关注的话题。大体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们更加接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鲁迅是“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根所生”，“鲁迅和自由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在大家为信念所做功夫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鲁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表明他是“反自由主义”的，这正是鲁迅的局限所在——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鲁迅“反自由主义”的是瞿秋白，但他认为这正是鲁迅精神可贵之处；而今天的论者，作出了同样的论断，但价值判断则截然相反：这都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的。

这里不准备对具体的争论发表意见，我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讨论鲁迅对“自由”问题的复杂态度。

还是从鲁迅一百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说起。仔细考察前文所提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与“平等”的质疑，就可以发现，他的质疑其实都是集中于一点：有可能导致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性的压抑，即所谓“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鲁迅因此而明确提出：“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之绝对之自由者也”。□□人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他□摆脱了对一切“他者”的依附，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而进入了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状态，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又是和宇宙万物的生命相联结的，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的情怀的。他所讲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马行空’。这四个字是他的思想艺术的精髓，他的自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是独立的，不依他、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我们说的鲁迅“立人”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体生命自由观上的，它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因而反对一切形态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奴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作业绩，正是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理想的文化实践。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自由理想就发展成为“反专制，争自由”的社会实践。

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左联”，都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当有人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确地回答：“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他后期集中精力于杂文写作，并将他的杂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这都是意味深长的：鲁迅的杂文，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不自由的时代，展现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不可遏止的自由生命：将鲁迅，特别是后期鲁迅和自由对立起来，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隔膜。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引用了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对“自由”理念到中国的变形、变质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的，“鲁迅为自由而战，就不得不呈现为双重的挣扎：既向片面追求平等的集体主义者要求个人自由，强调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最终目标是自由，又向片面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正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时是缺乏个人自由的结果，有时则是个人自由发扬的结果。他是以这样双重挣扎维护着自由与平等本质的同一性”，而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双重挣扎，使鲁迅既不见容于追求‘平等’而漠视‘自由’的左翼文化界，也不见容于强调‘自由’而漠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自由的鲁迅一直就这样在被割裂的自由的夹缝中经受着孤独的煎熬——以上双方都有理由从各自理解的自由理念出发，责难鲁迅反动”。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双面“责难”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因此，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只能表明一种价值倾向，而其真正含义是要假鲁迅之名来推行自己的文化方向。这更不是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状况是，鲁迅永远是孤独、寂寞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永远的异数、少数。

（节选于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