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礼仪涵养爱国主义情怀

魏宗凯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和群众花车游行等在内的一系列盛大庆典，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这一系列庆典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形式。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能够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不难发现，国家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已是制度化安排，通过行为符号（阅兵、游行、升旗）、物件符号（花车、领导人巨幅画像）、声音符号（鸣放礼炮、奏国歌）、语言符号（领导人讲话和标语口号）等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称：“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甚至认为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礼仪教育在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仪包括两部分：“礼”和“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礼节一般是个人性的，而仪式大多是集体性的，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国家公祭仪式等。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

正是因为有唤起集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整合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礼仪以达到其教化的目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爱国者们就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既是传播渠道，也是传播内容。现场参与、聆听、观看，把叙事的“浸入式”、主题的“思想性”、现场的“体验性”结合起来，这样的传播场景的建构，迅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和深度参与，让爱国主义具象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爱国行为的传播过度依赖仪式，变成仪式化爱国，那事情必将走向反面。因此，要防止过度仪式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