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摘编自《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人民网,2018年11月26日)

CRISPR-Cas9技术可完成对基因定点突变、敲入、多位点同时突变和小片段的删除,并已成功应用于人类细胞、小鼠以及细菌的基因组精确修饰。采用CRI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能迅速地对细胞中的基因加以改造，由此一些遗传性疾病，甚至可塑攻克艾滋病等现在无法治愈的疾病。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依旧潜伏不小的隐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靶效应。这是因为基因编辑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只能等待整个过程自然结束，就好像一辆汽车只有油门却没有刹车，使车辆处于失控的状态。而在修复了错误基因后，细胞里的基因编辑工具很可能会继续修改本来正常的基因。

（摘编自黄志伟《打造基因编辑的“刹车系统”》，《健康报》2018年6月28日）

(数据: Thomson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

“法律能禁止人类编辑基因，但人性无法抵挡诱惑。”技术可控,人心难测。恰如人言，技术应用存在一个限制，但它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于人本身。限制人的除了伦理，还有法律。西方国家严格禁止基因编辑在人体的试验,我国也有相关规定。但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科学伦理的监管、审查机制也有不少漏洞，都亟待亡羊补牢。

(摘编自晁星《基因编辑的伦理之门谁来守》，《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8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中国现代法学的“洋翰林”——程树德

程树德先生曾获举人功名，后留学于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通过 留学生授职考诫，赐予法政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

先生十岁丧母，孤苦无依;勤奋自学，通育达兰，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先生二十九岁，首部著作《国际私法》七卷问世;1919年，《汉律考》七卷问世。

1925年，出版《九朝律考》，这是树德先生平生最为重秀的著作之一。曾于1935年再 版，后又重版两次。此著广收从公元前2世纪起至公元后7世纪间历代已经散失了的法 律、科令、格式'刑名和其他相关资料，并作了综合考证与论述。以十年之功，编成《九朝 律考》二十卷,三十余万言。参考书藉凡數百种，内容包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 朝律考（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律考等九朝的法律考据与论证。新中国成立前，此书在国外已有多种译本=在国内列入大学教材，现在仍为政法高校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目，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程氏有云：“余尝谓有清一代经学词章远轶前轨，独律学阙 馬不讲。纪文达编幕《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则谓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不求备也。此论一创，律学益微。将清代统治者不重视法律因而造成律学衰落之弊病予以发微，影响深远。1955年重版时，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曾评价云：“该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史而言，不但可以供研 究我国法律变迁沿革的人作参考，而且也是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

1928年，《中国法制史》问世。这是为京师法科学生所编的教材。上溯黄帝，下逮有清，以简括之笔，阐述历代法令及刑制的发展。1931年，《比较国际私法》出版。 1933年，《说文稽古编》出版。先生在叙迷著述旨趣时曾云：“性耽古籍，不能自已，偶检阅旧藏《说文解字》诸书，颇悟‘因字求史’之法，遂有《说文稽古编》之作。”从文字之形成，窥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是此书的创造性探索之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由于多年辛苦工作，积劳成疾，1933年，树德先生患血管硬化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等高校陆续南迁，先生失去教职，从此经济断绝，处境凄惨，衣食不完。在日伪统治时期，先生病无医药，生活无着，子女多而幼弱，因而困窘不堪，至病况不断恶化，最终瘫痪。在病中，先生著成《论语集释》四十卷。这也是先生最后一部重要 著作。为弘杨中华固有文化，以“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之病弱残躯，自己口述，亲戚笔录，历时九年，《论语集释》终于在1942年脱稿。所引书目六百八十种，全书共一百四十万言。此书为研究《论语》之学者提供了自汉至清的详尽资料。又对《论语》之训诂注释有充分考证，用各家学说阐明孔子的思想本盾，为译注、研究《论语》的学者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广泛的根据。

  (摘编自邸永君《“洋翰林”——中国现代法学大家程树德》）

（程树德《论语集释.自序》）

(何勤华《程树德与< 九朝律考>》）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