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祖传统起源于商朝。商人把鬼神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并且把人鬼（祖先）作为祭祀的主要对象。从孔子开始，儒家逐渐与鬼神信仰拉开距离。从根本上说，儒家并不反对服事鬼神，只是将对鬼神的祭祀放到整个道德教化的系统中去思考而已。

中国人的祭祖信仰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饮水思源，追念祖先功德；二是祈求福祉，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这里，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生命关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看似高深的哲学追问，在中国人的祭祖仪式中得到自然而朴实的回答。这里，还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关联，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祖宗诉说，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乃至问题的解决。在祭祖的芸芸众生看来，祖宗虽然不在了，但并没有变成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在生命上与自己同在，在情感上与自己分享。冯友兰先生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种诗意的信仰、哲学的智慧，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魅力。

家祭是祭祖信仰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但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这种家庭祭祖方式，有助于巩固以孝悌为纽带的家庭成员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定和睦，也是讲述家庭故事、传授优良家风，进行家庭教育的最佳场所，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西方人“教堂”的作用。

宗祠祭祖分为春祭和秋祭，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春祭，气氛庄严而热烈。不少地方现在祭祖仪式加上一条，就是为本族优秀子弟发放奖学金、为困难子弟发放助学金。这种宗祠祭祖方式，有助于增进族群内部人们的感情联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现在有些地方，尝试引入祠堂管理委员会议事制度，协助当地村委会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调解村民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组织，欧美的企业，因为处在全民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中，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虑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广东东莞的一些企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专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本企业员工设立了“祖宗堂”。“祖宗堂”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以及本企业所有员工姓氏祖宗的牌位。“祖宗堂”平时开放，员工在家庭的重大纪念日，或者在思念家乡和亲人时，均可自行前往祭拜、上香。在春节和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则请出所有牌位，放置在企业大礼堂，组织本企业全体员工举行隆重的集体祭拜仪式。其祭拜程序参照农村宗祠祭祖仪式而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祝文则包含有本企业本年度发展成绩及前景展望等内容。在他们看来，教化员工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化的本质就是教做人，做人首先是行孝。把孝落实了，人的动力就出来了，能力就出来了，整个格局也就出来了。这种企业祭祖方式，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宗祠祭祖方式的继承和超越，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信仰需求，又增进了本企业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建设企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祭祖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祭祖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起点，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摘编自黎红雷《企业与社区如何祭祖》）

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

胡 炎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如果幸运垂青我，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而一旦稍有闪失，我就会名落孙山。

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膨胀，我开始失眠。接着，我的饭量迅速减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久，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父亲常年在外，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父亲说。

我不大情愿，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

我们骑着车，穿过郊区，一直到了县城。

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总骑在我前面。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说是河，水却枯了，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对岸一片树林，蓊蓊郁郁的。父亲说：“咱们到那儿乘凉。”沙子被日头烤得炭一样烫，脚刚踏上去，就被烧得跳起来。

我唏嘘着，下意识地调转车头。父亲说：“都大男子汉了，还那么娇气？”说着，顾自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虽吃力，却沉稳。我无奈，只得跟随。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后来，连热也没有了，只有麻木。半个小时后，父亲上了岸，我还有段距离。我不能不钦佩父亲。父亲向我招手，给我加油。我也上岸了，一霎间，我有点儿想哭。

树林里的确是个好地方，荫凉很厚，而且有风，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去。坐下来扳起双脚，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父亲说这算个什么呀，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一点儿事没有。但是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揉碎了，敷在我的脚上。过了会儿，父亲变戏法似的从沙子里扒出一个花生来。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父亲说这么大的沙滩，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父亲剥开花生，露出粉白的仁，递给我。我放进嘴里，轻轻一嚼，由于沙子的烘烤，竟格外的香甜。

我们拣了截树枝，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

父亲说：“现在感觉怎样？”

我笑了笑。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

父亲说：“再难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休息了一阵后，父亲还未尽兴。我们骑上车，又启程了。

这次，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父亲说：“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我点点头，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但长得很高。我不怕，脱下鞋子爬树。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再爬，树枝越来越细，心里越来越虚。我不能再爬了，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这时，父亲在下边叫我：“下来吃果子。”我循声望去，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我爬下树，心灰又自惭。父亲拍拍我的头：“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总有适合你摘的。人活着，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默然无语。

第二天，父亲走了，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我有了思路，心中渐渐踏实了。

一段日子后，父亲又回来了。父亲拎着网，说：“咱们去河里捉鱼吧。”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少有闲暇，很少下河了。

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河岸走着。该下网了，可父亲不下。父亲说：“走，往上游走。”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却又是我极陌生的一条河。人工的防护堤没了，花坛和草坪没了，代之以古朴的桑树、老槐，一人高的藤草，和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一股沟汊，两股沟汊……蜿蜒着，交汇起来。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

我有些沉醉了。

父亲说：“多走几里路，不一样了吧？”

我使劲点点头。

忽然，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手足无措：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幸运之神站在了我这边!

父亲说：“祝贺你，孩子！以后，还要走得再远一些，像这河，追求无止境啊。”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近一百年前，胡适、闻一多等前辈学人为“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而奔走呼号：“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闻一多《匡斋尺牍》）。经过近百年的宣传与引导，《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无论从作品创作、结集的目的，还是传承、使用的方式而言，《诗经》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更是诗（歌辞）、乐、舞与礼结合的产物，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作为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与组成部分的《诗经》，它的创作、结集以及传承的整个历史，始终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商朝末年，居住于豳地的周族，因受戎狄部落的挤压，在古公亶父率领下举族迁徙。他们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带，在漆水、沮水旁觅得可居之地，于是平田整地、筑室造屋，设“五官有司”而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周民族最早的史诗《大雅•绵》，详细记录了古公迁岐、建都的完整过程，具有典型的史官叙事的特点。而武王克商后使用于仪式的《大雅•大明》，同样被视为周民族的史诗性作品，却表现出了与《绵》专注于记史相区别的、专注于颂赞的特征。稍后出现的《大雅•文王》，以“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等话语，表现出了浓重的陈诫意味。《绵》之记史，《大明》之颂赞，《文王》之陈诫，十分典型地说明了早期乐官职能由记史向仪式颂赞与陈诫的转移。

礼乐相须为用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西周早期是祭祖礼率先发展的时代，《诗经》中时代最早的仪式配乐之歌，便均与祭祖礼直接关联，如《周颂》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等等。这些祭祀乐歌与仪式颂赞、陈诫乐歌相配合，初步呈现出了周礼“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礼乐特征。

宣王初年对朝政的反思，不仅表现在重视协调君臣上下关系的燕射之礼上，还表现在把那些为规劝厉王、讽刺朝纲大坏的“变大雅”用于仪式讽诵以警示时王上。这实际上是对“正大雅”中《文王》所创仪式陈诫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只是由于历史环境与朝政状况的巨大差异，与《文王》一诗的诫语多针对“商之孙子”不同，《民劳》《板》《荡》等诗说的是“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规劝与讽刺的对象直接指向周王及其执政大臣。这一类诗歌被用于仪式讽诵，从根本上突破了仪式陈诫类乐歌的题材界限，为宣王后期至幽王时代讽刺类乐歌的蓬勃出现创作了条件。

在执政者失去推行周道、重振礼乐的意识与能力时，以文王、周公后继者自居的孔子，主动承担起恢复和弘扬礼乐文化的责任。早年的从政经历，让孔子意识到在实践层面恢复周礼的不可为；于是，从学术层面通过教授弟子来传承周代礼乐文化，就成为孔子晚年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儒门弟子的传承中，彻底脱离了仪式与音乐之《诗》，不可挽回地走上了德义化的诗教之路。

总之，西周时代以“乐”的形态与“礼”共生互动之《诗》，从重“乐教”向重“义教”的转化，最终成为孔子诗教的课本。在儒门弟子德义化的阐释中，与“乐”分离之《诗》重新依附于“礼”。“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在《诗》与“礼”的关联互动中，最终涵育为最具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诗礼文明，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基本走势。

（马文琴《礼乐互动中的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