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极易成为“普通话”，自因其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则因其为商埠首开之地，总是风气先得，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对此，彼岸则有不愿统一的人认为这会增强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同而“后果堪忧”。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幸事。

而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为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它在中国一定不会有今日“可口可乐”的骄人业绩。“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

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船停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 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

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祖国大陆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 a 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1980年代起，“打的”在大陆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