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雾霾之苦的今人，不免感叹：“要是在古代该多好啊！”古代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汽车尾气，环境污染没有现在严重，但不能说古代没有雾霾。“霾”字在甲骨文卜辞中就已出现，《诗经》中也有关于霾的记载，说明霾很早就有了，并非现在才出现。

在古代，霾主要指由于刮风、雨雾和尘土飞扬造成的空气混浊，大面积灰蒙昏暗的现象。《晋书·天文志》中对霾有确切的解释：“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

搜罗史料，我们发现古代关于霾的记载，通常并不使用“霾”一词，而是仅描述现象，如《汉书》中的“蒙黃浊”、“蒙，微而赤”。也偶有直接用“霾”字记载的，比如《明宪宗实录》记载：“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再如，《清史稿》载康熙六十年，“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

面对严重的霾灾，古人如何治理呢？

皇帝下罪己诏算是一种“治理”之法。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汉代董仲舒加以理论阐述，有“灾异谴告”之说，将灾异的发生视为帝王治理国家失职造成的后果。一旦发生灾异，皇帝就有可能下罪己诏，对施政方针进行反省。《汉书》记载：“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这是由大风卷起尘土所形成的黄霾天气，情形严重，朝野震恐，以为上天降下灾异来“谴告”当政者。汉成帝看这阵势，赶紧下罪己诏说：“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谬，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

第二个“治理”的办法是推荐贤才贬黜奸佞和贪腐。这是皇帝“罪己”的一部分。帝王检讨自己的种种失职，自然包括任用奸侯小人之误，要认真纠错，就要“□□□，□□□”，起用贤良方正之人，免摔不称职的官员，处罚违法犯罪的官员，期望以此诚意打动上天。《后汉书·郎顗传》载：“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意思是自新年以来，经常有灰霾，一派天昏地暗，日月不明，世人忧忡，视为异象。名士郎顗就向皇帝举荐贤才，理由是因为皇帝没有选贤任能，上天为之生气，如果“爵贤命士”，彰显帝王仁德天气就会转好，月朗星列。

第三个“冶理”的办法，是要求文臣武将斋戒数日，焚香祭天，祈求神灵驱赶霾灾。这大是古人将霾视为妖孽作恶，橫空来世，人力无可抗拒，只能“求神打鬼”，通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办法来治霾。《元史》中记载了一起大风霾：“风霾蔽都城数日，帝恐天神之怒，遣礼部焚香祭天，祈神灵驱风霾而散。”这次风霾来势凶猛，皇帝分明感觉这是国家朝政有不妥之处，让上天生气了，赶紧召集礼部官员，点上高香，对天祭拜，恳求上天息怒。

第四个“治理”的办法，就是在生产上作些应对。比如康熙年间发生风霾，京畿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加强通风，让庄稼免于倒伏。

在古代，霾是一种“不可抗外力”，古人并没有有效的治霾办法，但是值得学习的是其敬天畏命的精神。

散文比的是气魄而非篇幅

孙绍振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始于周作人，他将散文定位于“叙事与抒情”，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不刊之论。其实，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说，视野极其狭隘，在性质上乃诗化审美，而散文第一个十年所呈现的经典，并不限于审美，鲁迅的《朝花夕拾》就以审美结合幽默取胜。论者大都以幽默乃国民性所缺，“幽默”本汉语所无，乃林语堂移植自英人。此等论断，是对中国散文史缺乏系统研究所致。我国古籍中的幽默散文源远流长，以至于冯梦龙可以辑成一本《笑史》。值得注意的当以“逐贫”为母题的散文延续千年，实乃世界文学史上一大奇葩。先是扬雄有《逐贫赋》，言贫穷困己，虽逃昆仑岩穴仍不懈追随。后韩愈以《送穷文》拓展此主题，其“穷”非物质贫困，而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恳请“五穷鬼”离去。延至清代，吴鸣锵的《反送穷文》，虚拟穷鬼自辩：非穷鬼致人穷，“人自召耳”，贪得无厌，致使“天恶其盈”，结论是“穷能益人”。从“逐贫”母题千年不断可以看出，审美抒情以美化诗化主体与环境为务，而“逐贫”母题则反之，以自我调侃、自我“丑”化为务，此等自我贬抑的幽默，绝非审美范畴所能概括。

从理论上说，周作人抒情本位之失，乃是将抒情诗化范畴绝对化，完全忽略了诗化与反诗化可在对立中统一和转化。诗化的极致，乃有反诗化、反美化之必然，自我调侃与自我诗化对立，甚至幽默到不怕丑的程度。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说另一失误乃是对情与智对立统一转化的忽略，这导致“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文明批评体散文在理论上“无地自容”。盖因其既非诗化抒情亦非完全幽默，而是多用反语，以尖锐的讽刺和社会文化批判见长。由于“叙事与抒情”说占据理论先机，鲁迅此类散文，被孤立为世界文学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杂文”。

历史的实践冲破了理论上的片面。20世纪末，余秋雨把散文的小品变为纵论历史文化的大品，思想境界大开，以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景观的互释，创造了新想象和语言模式，将智性沉思和审美激情结合起来，风靡海内外。创作的突破推动了理论的突破，“审智”范畴应运而生。对于现代散文史而言，鲁迅的现代文明批评散文完全获得了审智的合法性，“杂文”的命名应该成为历史。理论的自觉使智性的散文蔚然成风，乃有学者散文的勃兴，大气磅礴之作遂为一时之盛。情趣、谐趣、智趣兼备，审美、审丑、审智交融，与古典智趣为主的散文和西方随笔全面接轨。

与气魄扩大相伴的乃是篇幅变长，往昔三两千言让位于洋洋万言，甚至几十万言者也屡见不鲜。散文在比赛气魄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比拼篇幅。若智性精神不足，不能以自我心灵同化史料，化史料为感知，创造意象语言者，乃图解概念。于是，情趣、谐趣、智趣欠缺之作被盲目推崇。长体散文一如蒙古长调，有成定体之势，文体之固定化，乃成当前散文一大隐患。

（摘编自孙绍振《散文比的是气魄而非篇幅》）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溢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社区一面固有它的地域基础，一面尚有它的社会心理基础。欲明白社区的真义，固然要着重地域基础的研究，但同时却不能像“地理决定论”者那样将地域研究的基础当作社区解释的基础。这其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现在我们可进而讨论社区的第三要素，即文化。

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业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这样的文化，可以分为四方面：（一）物质文化，是顺应物质环境的结果。（二）象征文化，或称语言文字，系表示动作或传递思想的媒介。（三）社会文化，亦简称为“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与人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四）精神文化，有时仅称为“宗教”，其实还有美术科学与哲学，也须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同是应付精神环境的产品。精神的文化是文化的结晶，是各个特殊的文化系统相别的枢纽，因为各文化中所谓之宗教、美术、科学与哲学，每每反映了各该民族的生活态度，或纯粹主观的行为，而此态度与行为又系由极复杂的情操与理想，或很不同的价值与判断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固文化的重心，但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文化其他方面如物质文化、象征文化和社会文化，交为作用，互相维系的。

（摘编自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