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福利支出有刚性特征，表现为公共福利支出规模在一个较长时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不依赖经济周期的变动。政府支出规模在经济衰退期扩张，在繁荣期却削减不多,导致政府支出呈长期向上趋势。福利刚性源于公众对公共福利的刚性依赖。民众期望公共福利越来越高,能升不能降,否则产生不满。

福利刚性抑制了政府灵活调整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能力。当经济衰退和财政收入下降时,若政府不能削减福利支出,就只能通过加税、缩减公共投资支出或举债来维持。公共福利刚性的存在最终拖累经济增长，使政府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在财力不足时,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福利支出将抑制经济增长,从而抑制财政收入增长和公众长期福利的改善;举债则会加大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甚至破产或垮台。另一方面,若削减公共福利支出,则将引发公众不满,也可能导致政府垮台。此即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公共福利陷阱”。

所有国家都可能落入公共福利陷阱,而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更易落入这个陷阱。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是指人均而非绝大多数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少数人高收入或超高收入,而多数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未摆脱贫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多为落后农业国,为摆脱普遍贫穷和实现追赶,不得不强调效率优先,收入差距扩大有一定必然性。

另一方面,人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不等于形成了不断扩大的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社会矛盾和不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是：中等收入,价值观稳定,遵纪守法,努力向上,重视子女教育,希望社会稳定。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器。若一个社会中多数人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甚至还有不少贫困者,社会就会不稳。

在中等收入阶段,政府面临巨大考验。虽然国家和民众总体上不再贫穷(而是总体小康),但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降下来(因为原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基数也大了),从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而此时社会矛盾却多发且激烈,民众在公共福利方面对政府有更多期望。但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公共收入增速则比以往更慢了。与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福利需求相比,政府财力处于不充分且不均衡的发展状态。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又需要特别关注民生,以致容易陷入“两难”,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公共福利陷阱”。

（摘编自黄少安《加强公共福利预期管理》）

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了。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能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一生中自己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36岁，此后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今天，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27岁，研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进而开发出纯软件的栅格图像处理器，为方正系统进入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1995年6月，一个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不久，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

王选收下了他。今天，他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犹如革新传统的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

这些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我们看到，王选在感到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