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随着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输入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的作用，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拓宽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首先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确立。青铜冶铸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新疆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冶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的孤岛，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们的出现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有关。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至少从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类农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结构。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中原地区突然在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通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的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摘编自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宣称“历史的终结”或许有些太早，但在我们的世界中，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想法、信息、司法体系和人员的密集交流———已经让“地理的终结”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很多人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合理且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意味着全球生活水准的整体提升。全球化并非不受控制。人员的流动依旧受到很大限制。资本流动呈现严重不对称局面。从表面上看，富国每年都向穷国提供一定数额的援助资金。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每向穷国提供1美元援助资金，就能偷偷拿回10美元的非法收益。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分布不均。发达国家大多建立起互相依存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关系相对独立的状态，它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如今巴西、中国和印度正在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日益加深的贫穷和不平等——少数人和少数国家越来越繁荣富裕，剩下的则越来越边缘化、被孤立在外——给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冲击。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收益的比重越来越高。资产和收入越来越集中。全球市场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带来类似的发展，以保证均衡、全面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和财产权相比，劳动者权益没有获得足够的保护。不平等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对富国和穷国产生了不对等的效果。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担心全球化会对它们的经济独立、文化完整和社会稳定带来有害影响。不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最后就会演变成一些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而后者处于另一些国家的掌控之下。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全球化还释放出“非民间社会”势力，加速恐怖主义、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剽窃盗版和流行病的跨境传播。

在全球化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趋利避害？全盘拒绝全球化、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显然是不切实际且不合理的做法：谁愿意当下一个缅甸或朝鲜呢？同样地，谁想成为下一个冰岛、希腊或爱尔兰呢？事实证明，无止境的自由化、解除管制和放宽资本控制无法为一国带来永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在开放和管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要求我们警惕在国内外缝隙中生存的跨境犯罪活动。这些非法交易涉及金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产物的10%。在全球50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有36个国家位于非洲大陆。在那里，国家力量的欠缺常常为跨国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提供契机。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各种犯罪活动尤其猖獗。反政府武装构成了另一种不同的挑战。因为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反政府武装常常随之而生。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来破坏、瓦解和击溃全球犯罪活动。然而随着“非民间社会”势力的扩散，各国国家统治机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来遏制这些势力。要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一个办法是实行地区和跨地区管理，以加强各国反击这些势力的能力。分享专业知识、机构制度、政策工具、人员及其他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抑制跨地区犯罪活动的兴起。

总之，要消除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彻底抹去全球化的阴暗面，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上——包括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进行精诚合作。

（摘自2011年1月31日《环球时报》，有删改)

那年书事

刘涛

（1）“跑书”这个词不知是何时出现的，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提及这一类人，然而他所谓的跑书和我所说的跑书，又难免有意义上的分歧。

（2）跑书，从一个书市跑到另一个书市，从一个书摊跑向另一个书摊，这一个和另一个究竟有多远？也许是几米、几公里，也许是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他们新到一个城市，往往背包还扛在肩上，就会急切地问：“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旧书市场？”

（3）旧书市场上有许多个图书室的书籍，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这一次你抓起一本书，上面盖有×××单位的章子，这些公章很好看，淡红色的，但字迹还很清晰，盖章时是用了力的，就好像给一位心仪的姑娘搽上了胭脂。想一想吧，这是三十年前盖的章子，曾经摆在书架上无人问津。有一个事实，二三十年前企业单位的图书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尤其是《鲁迅全集》这样的书，都是摆在单独一间小屋，只向为数不多的人开放。这些人在单位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可以钻进昏暗寂静的藏书室里一本一本地挑书，借书后往兜里一揣，背着手走了。而面向大众开放的只有两个小窗口，木框子，绿油油。借书的工人一来，图书管理员把一大摞书往窗台上一撂，卷了边的，封皮上都有裂纹，画面全是花花绿绿的美女侠客。一双黑乎乎的手从窗口上伸进来，在日光灯下吧嗒吧嗒翻了一阵儿，管理员从翻书的节奏都可以感觉到人的表情。

（4）“怎么，你还想看《二十四史》不成，给你看得懂吗？”手把书往旁边一推，笑嘻嘻地说，“再拿一些吧，上班时翻着玩。”这些管理员也不是一般人，不是哪个科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会是厂领导的老婆、干女儿之类。你看她们一个个细皮嫩肉，粉嘟嘟水灵灵的，哪耐得住黑手这番折腾：“哎你到底借不借？不借就算。”

（5）想想这些二十年前天天发生的事，转头已经是过眼云烟了。如今人去楼空，书卖光了，图书馆两层楼窗口的钢筋已经全被人夜里扒光卖破烂了。从黑洞洞的窗口往里看，蜘蛛网被风一吹擦得人脸上痒痒的。两个借书的窗口还在，玻璃被孩子们打烂了，窗口上方贴着收款处之类字样的白纸，应该是后来又当作卖纱卖布的办公室。如今纱厂也倒了，布厂也被内地老板收购了，于是最后一批人也撤走了，只剩下坚固的防盗门，生锈的防盗锁，拆，拆不掉；扒，扒不动。

（6）在书摊上，你经常可以看到从这些图书馆流出来的书。如果有大批书是从一些单位图书馆流出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个企业倒闭了。破产后的企业人都不知到哪里去活命，谁还怜惜这些书呢？卖吧，该卖的都卖吧，有人疼惜，有人无奈，有人咬牙切齿。到了这时，书的命运等同于秦淮河上浪迹的歌女，任人凌辱，任人玩弄。

（7）书的命，人的命，一本书被撕光扯净，一把火烧掉算立刻玩完。如果偶或留几张残片，五十年后，地摊老板会扯着嗓子给你讲：看看吧，五十年前的书，有收藏价值，现在哪有这样好的书啊！

（8）书的命与国家的命、单位的命、人的命紧密相连。国亡书亡，单位亡书亡，人亡书亡。公元前47年，恺撒一把大火不是烧光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吗？其中有许多手稿，或许有柏拉图的手稿，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焚书的时代就是黑暗时代。

（9）有时候，书的命运是和读书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读书人在，会时不时拿起这书摸一摸，那书读一读；有时候想起来一本书，就翻箱倒柜，书摆了一地，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连孩子进来都会说：哇，这么多书。

（10）一旦读书人死了，他的儿子或孙子根本不读书，再多的书也失去了意义。他儿子兴许会说：我爸咋买这么多书，看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一辈子连个官都当不上！也或者读书人老了，眼花了，守着大堆的书看不成，儿子、孙子又不读书，不卖咋办？写到这里，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这样一句话——你写出来的东西，标志着你的恐惧。

（11）是啊，最害怕书毁人亡。

（12）一本书，千万别往收书人手中送。我曾见过那种血腥的场面，一所巨大的图书室，瞬间就被收书人扫荡得一无所有。两元一斤，挑出来的书三元一斤，可以吧？处理图书的人，原以为这近万册图书至少能卖上万把元钱，面对这惨无人道的收书人只得作罢。

（13）两千元吧，这么多书两千元不贵吧。

（14）一千五百元，爱卖不卖，不卖我走了。

（15）这些收书人真正懂得书的价值，书的命运，书的品位。他们会分门别类把书挑选出来，哪些书什么人会喜欢，他们揣测得一清二楚。买书人买的是个侥幸，收书人卖的是个眼力。

（16）世界上有三个时代，让书流通的时代，让书拉动GDP的时代和让书毁灭的时代……这三个时代交替出现，不会有太多的规律性，更无所谓哪个是悲剧，哪个是喜剧。

（选自2018年5期《朔方》）

材料一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遗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及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谋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材料二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订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

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故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材料三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

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APP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谋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谋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谋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纤解算法焦虑》)

经济增长对英文的影响

①经济繁荣和语言丰富度，会有密切的关系吗?应该是吧，因为“男人有钱就变坏”（下一句是“女人变坏就有钱”），有了钱名堂就多，各式各样的名词和形容词自然跟着多起来。经济增长后，国际贸易更频繁，新产品、新名词、新概念跟着增加。这项逻辑大概没有人反对，有数字证明吗？有。

②Reksulak，Shughart，Tollison这三位经济学家，2004年发表一篇论文，运用《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以下统称OED）第2版的光盘内容，证实在公元252-1985年间，英文受到国际贸易的显著影响。依据他们的数据，现今使用英文的人口超过3亿，比使用中文的7.5亿人口少一半以上。但英文是44国的官方语言，这44国的总人口超过16亿，占人类的1\4。现今常用的英文字大约有20万，德文约18.4万，法文约10万，所以用英文来研究与语言的成长，应该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③OED第二版的20册在1989年发行，合计21730页，共收录291500个词，选用250万条引句来解说词义。现在正在编辑第3版，预算额是5500万美元；2005年11月时，已收录301100个词，每年约新增4000个新字词。OED的电子版1988年问世，2002年时是版本3，各校图书馆大都有在线版可用。

④公元252-1985年间，被OED引用的引句，分布在哪些世纪呢？

表1

⑤我们很容易看出，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发表在三个阶段：（1）17世纪（16%），这是重商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2）19世纪（31%）这是蒸汽机广泛应用、产业革命大跃进的时期。（3）20世纪（20%），这是科技大成长、新兴国家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国际贸易激增的世纪。

⑥现在看来公元252～1985年间，新增的230719个英文字词，分布在哪几个世纪：

表2

⑦与表1对照，从表2中，我们可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_________________。接下来要玩经济学界最擅长的游戏:经济因素和英文字词的成长之间,有统计上的相关性吗?简单地说，就是要用计算机统计软件，以“新增字词”为“被解释性变量”，然后用人口、GNP、进口额、出口额、政府收入这6项，当作“解释性变量”，来看双方的相关性。资料是1830～1969年间的年度统计，为什么限定在1830～1969年？因为1830年之前无可信的经济统计数字可用，1969年是因为OED内最近的引句是1969年引用的，所以只挑出这140年来回归分析。对语言学界而言，这可能是奇怪或可笑的做法，轻松一下嘛，看经济学界有什么好论点可提供。

⑧先说这个回归分析的整体解释度有多高。非常高，R平方值都在0.85～0.89；作者宣称他们编织的渔网，一次就可以抓到这个大湖里八九成的鱼虾。换句话说，英文字词的增长速度，和上述6项经济变量之间，有85%～89%的统计相关，在实证研究上算是非常显著。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经济蓬勃带动新语词的增长。

⑨接下来看个别变数的状况，答案恐怕会引起较多争议。（1）人口的增加和GNP的增加，对新字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口愈多，国家愈富有，新字词怎么反而会减少？应该是相反吧！（2）政府收入（税收）和支出（公共建设）的增加，也会显著减少新字词，这实在违反常识。（3）出口额增加，与新字词的增加有密切关系；这合乎预期，因为要卖东西到各国，必须学习更多外国文字与观念。（4）进口额增加，会减少新字词的增加。这又违反常识了；半个世纪以来进口的商品，不知给我们的文字带来多少丰富的内容。

⑩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回归分析，得到违反常识的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作者硬讲了许多理由，来说明这些结果并非不合理，反而让人更难接受。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说服力，太冗长，有不少偏离主题的内容，在竞争性很强的期刊市场上，应该没有刊登的价值。我觉得有趣的部分，是它对OED内容的各种统计分析：各世纪间新字词的分布状况（见其表1、表2）。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意义，是在提醒语言学界说，不要忽略经济因素对语言丰富化的影响。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