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寓言内的猫鼠

王尔龄

②柳宗元有一则托物寓言的小品，传诵甚广。永州某氏，子年生，属鼠，由此爱鼠，不畜猫，且禁童仆击鼠。鼠类相告而群至，饱食而无祸。后来某氏迁居，继往者借来五六头猫，又用阖门、灌穴、捕击诸法灭鼠。宠鼠之事，世所罕见，宠而至极，若永某氏者恐怕不会实有吧，出于柳宗元的想象，大概可以断定了；但他一定见过类似的社会现象，构思这篇寓言式小品，以击鼠辈，则其意甚明。

③捕鼠是猫的天职，明宋濂的《狸狌》却写了畏鼠之猫。狌身如狸、貌似虎，是野生的猫，卫人束氏却偏偏喜好畜养。文中说，南郭有士患鼠，某次一鼠堕入瓮中，他急借束氏畜养的一头狸狌，携之回家，要它入瓮捕捉。“狸狌见鼠双耳耸，眼突露如漆赤，鬣又磔磔然，意为异物也，沿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对之大嗥。久之，鼠度其无他技，啮其足，狸狌奋掷而出。”鼠无论怎么大，总不如猫，何况狸狌又是形体大者，竟然对之“怖甚”，被它啮足，只得奋力跳出陶瓮。鼠跌入后跳不出来，足见鼠体既不如狸狌之硕，鼠力亦不及远甚。

④狸狌之畏鼠仅出于寓言铺叙之需，实不足信。然而近年曾见报载天津的一段小新闻，一猫遇鼠，惊恐的却是猫，猫逃鼠追，恰恰与宋濂寓言相合，尽管他是为“武士世享重禄，遇盗辄窜者，其亦狸狌哉”而假托的故事，可又被生活中的实例所证明。他的奇幻文字并不荒诞，荒诞的是竟有如此反常的情形；当然，它属于少遇的异闻，自不待言。有的贪官被行贿大户呼来喝去，不敢违命，亦畏鼠之类也。

⑤清蒲松龄有一则《宫鼠》，先叙“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制之，辄被食”，后述复得一“毛白如雪”的异国狮猫，放入门扉，鼠从穴中出，向之奔袭，狮猫避让，逃者自逃，追者自追，上下跳踉，鼠已喘息，狮猫突啮其首，置之死地。文中称狮猫此举在于“用智”，自然是小说家之言，喻指对付按剑匹夫亦当如此。猫奋其力捕鼠，原不足为奇，初以示弱麻痹对方，然后施强，使它不能遁于穴，始为异耳。如今所畜之猫，成了宠物，养尊处优，以不捕鼠为常事，遇则熟视无睹，甚至互作玩伴，不知是否可以看作异事。若说置荣辱于脑后的官员与黑社会中人称兄道弟，举杯言欢，岂必无之，我们已经在揭露贪官的新闻里见识过了。

⑥古人尽管有奇思幻想流入笔端，毕竟不可能一无所遗，社会上、自然界的奇特现象总有许多难以预储笔下。比方说有这样一则报道：母猫失去了新产下的幼崽，遇见一窝五头刚失去母鼠的小鼠，猫喂之以乳，五鼠亦依儇其怀，亲如母子，前人的小品、小说似乎不曾作此等想象语。至于日后是一直相安无事以终，还是相敌相争而滋生何种结局，则不得而知。今之善作寓言者大可驰骋想象，有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寓言故事也就能以焦墨点睛了。

⑦今值鼠年，原想写点古代鼠事以应景，可是写着写着却偏离正题了，倒像是以今事去应对古人笔墨了，于是赶紧收梢，或可稍免纵笔难收之讥吧。

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性评价大于分析性评价，因而二者的兼容和自治也就难以顺畅实现。而士人文化的核心则是审美文化。士人文化及其文艺评论的出现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实力的社会阶层崛起；二是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其他实用性社会文化功能中分离出来，这两个前提的出现，既保证了士人作为独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实体存在，又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发生的时代性转换创造了必要条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框架有较强的体系感和科学性，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某些越过学理直接用政治褒贬进行文艺评论价值判断的方式更具有真理性的含量，因此，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治程度最高，最为成熟。

市民文化的核心是实用文化。从需求的动力来看，帝王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载道”和“教化”目的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士人文化以品鉴方式达到审美目的是出于士人“修身”“怡情”的需要，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载道”“怡情”都是很遥远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现实生存问题。市民文化从文艺样式到价值诉求再到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舞台的底色，在诸多方面呈现新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标准。

从时间上看，市民文化大幕正式拉开是从元代开始。但宋代市民文化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均已初具规模，为元代开始的市民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限制，市民阶层自身难以完成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所以，市民文化的创作和评价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

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主流文学样式不仅有接受和传播的困难，而且它们已经为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操控垄断，成为宣扬各自文化诉求的创作渠道和价值评价对象。在以往的文化舞台中，代表市民或下层民众文化属性的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已经被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贬低、否定而处于文化舞台的门外，所以，市民文化想要登堂入室，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反映自己阶层文化精神的各种样式载体的社会地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取代诗歌、散文的主角地位，成为元明清以来文学舞台的主流文体和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主要对象。这等于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内核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修身”“怡情”转向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求真求实，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基本平台。

（摘编自宁稼雨《中国历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