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

头发稀少，却梳得纹丝不乱，抹了发蜡后飘出的是雪花膏的香味，两个肿眼泡像熟透了的柿子，短袖衬衫扎在藏青色的长裤里，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仿佛不肯松手似的握得好紧，不晓得里面装了些什么。这是“丁老七”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就五十岁出头的年纪，乍看上去，一副基层领导的派头。我是在陶瓷厂的包装车间见到他的，此时，刚打响上班铃。许多先他进厂的老同事都跟他打招呼：“丁老七，眼睛都睁不开啦！”而其他人则称他为“老七师傅”，或叫他“丁师傅”。然后，大家叽叽喳喳，说东讲西，一天的工作就宣告开始了。

“丁老七”方才还在挤眉弄眼和大家开玩笑，转眼间，像变魔术一般，就换上了白色围裙，坐上了绞草凳。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与众不同，巴掌极宽大，像蒲扇，如胡萝卜样粗的手指已经变了形，想来定与职业有关。他绞草动作之熟、速度之快，令我目不暇接。

按镇上民间的叫法，陶瓷包装称之为“绞草”。几乎所有瓷器都是用稻草来包装的，故在每年的秋收后，便可见到远乡四邻的农民一车车将禾秆运到镇上来卖钱。通常绞草的程序并不复杂，以包碗为例：十只为一摞，先做草把子，把碗理整齐置于草把子上，用草结两头扎紧，再用禾秆卷筒，又扎一次较宽的草结，起到美化效果，最后用篾打几道箍，别上写有品名等级的标识，便算完了。手艺好的师傅绞的草，无论怎么扔都不散，就是从二层楼高丢下去，里面的瓷器也准保不会破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一直以来，绞草师傅是受人尊重的，颇有几分威风。更何况，彼等前辈里还出了个在镇上赫赫有名的郑子木，此公在清嘉庆年间为争取绞草工人的生存待遇，视死如归地穿戴起衙门大堂上烧得通红的铁靴铁帽，用生命换来罢工胜利，也为这个行业刷了金。从那以后，全镇的绞草工人都系一条白围裙，以示永久的祭奠。

车间主任对我说，“丁老七”是包装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早在六十年代技术等级评定时，最高级为八级，他就评上了七级半。于是，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直接就叫他“丁老七”了。他的徒子徒孙加起来数都数不清。逢年过节，照行规，徒弟们都会买些烟酒糕点上门去孝敬自己的师父。尤其是在过年时，徒弟们前脚跟后脚地去拜年，他老婆酒糟冲鸡蛋都忙不过来。

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作为厂团委的挂点单位，我天天都去包装车间，一来二去，我与“丁老七”混得滚熟，中午吃饭就端碗过去陪他闲扯。

直到那时候，我才弄清楚陶瓷行业分工细、派别多，干绞草这行的属杂帮，以南昌人为主。“丁老七”才八岁便入了这一行，从南昌乡下到镇上时，连草结都打不紧，要不是师父庇护，早被老板赶跑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讨口饭吃实在艰难，好在他勤快，肯吃苦，绞草行的活做了个遍，最后没有哪样不懂、哪样不通。师父师娘都喜欢他，师满后按规矩本可另立门户，他却情愿留在师父身边打下手，领的钱不多，但他倒心甘情愿。后来师父做了老板，他也没离开。

“不跟你吹牛，我是跑过大码头的。”他炫耀地说。他把橱里的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拿出放在腿上，取了一个信封出来，从里面倒出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都是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留影。照片里的“丁老七”穿戴齐整，一幅风华少年的姿容。在把信封放回包里时，他又掏出“劳动模范”奖章、“先进生产者”奖状，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翻看扉页，上面有赠送者的签名。“丁老七”得意地说“不晓得他是哪个吧？跟你说，原来他是我们厂的军代表，好有名，老八路，后来调去北京了！”

掰着指头算算，“丁老七”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出风头的就是为前来厂里  ① 的首长表演。那次他把餐具、茶具、酒具等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物件混在一起包，不到半个钟头就完成了。然后，他让两个徒弟将包好的这一挂瓷器从一米多高向下丢，摔在地上，然后开包  ② ，竟无一件破损。首长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技艺高超。“丁老七”一讲起这段，便摊开来与众不同的一双宽大巴掌，眯着一对肿眼泡，沉醉在昔日的荣光中。

可到后来，“丁老七”竟然被废了。听说陶瓷包装实行革新，用纸箱、泡沫取代禾秆，打包机、泡沫板占据了包装车间的显眼位置。“丁老七”对此极为排斥，添了许多无名之火，上班后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那种叫设备的庞然大物，他钟情的是禾秆，是篾条。好多人都劝他要看开些，要跟上时代，英雄总还会是英雄。可他不为所动，鼻子一哼，说“老子不做了！”于是跑到厂劳资科办了买断工龄手续，自己选择了下岗。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厂里见到过“丁老七”。

又过了几年，我在镇上报社门口看见一个保洁员，穿了件环卫工人的黄红相间的马甲，口袋里插了瓶农夫山泉。可瓶里装的是自泡的茶水，泛着啤酒样的泡泡。那人左手拎着可翻动的垃圾箱，右手握把夹垃圾的铁火钳，时不时停下脚步望一眼擦身而过的车水马龙，目光游离飘忽、木讷呆滞。乍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曾经熟识的“丁老七”。

（取材于梅坚《瓷器人物》）

今夜偏知春气暖

①近来国内各类媒体都在探讨“人与自然”这个话题，2月28日《文汇报》上的那篇题为《春天尚未到来之际》的长文，更是让京沪两位学者（田松、葛剑雄）进行了一场跨越空间阻隔的对话。到底“人的尊严是第一位”，还是得“优先考虑自然”？作为现代公民，花些时间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不失为有益无害之举。

②我想到了中国古人的两首诗。一首是唐朝一位并不出名的诗人刘方平的《月夜》：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③另一首是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享有盛誉的《题惠崇春江晚景图》：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④这两首诗都表达了诗人对大地回春的喜悦之情。但仔细体会体会，你会发现这两位相距数百年的“人”对“自然”的说话态度是不一样的。“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表现的是月夜失眠的诗人听到绿窗纱外传来的虫声的惊喜之情，诗人和虫子仿佛同时都感受到了“春气暖”。“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诗组合了能显示早春时令特点的若干种植物和动物，然后构画图案，逗引你的想象，从而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春天来了！诗人似乎是一位导师，指点自然，将自己的感受移注到万物身上。在这里，惠崇和尚画中的鸭一下子成了宠儿，替画家和诗人说出了预设的感受。

⑤上面两首诗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两种说话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人与自然”这个话题的两种认识。

⑥唐朝人写诗重情韵，“悲天悯人”远多于“怨天尤人”，他们欣赏自然，是因为自然和他们善感的心灵密合无间。后人常称道杜甫诗歌“尔汝群物，前此未有，倡自少陵”（孙奕），即诗人仁心向整个自然生命推扩，视自然万物为兄弟手足。所以，唐代诗人漫游天下，大多怀着“此行不为鲈鱼，自爱名山入剡中”的纯朴心愿，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的美景；而像王维、孟浩然这样的诗人，则义无反顾地把自然当作了自己的归宿，以至现代的人在读他们的诗时，还乞求：“‘明月松间照’，照一片娴静淡泊寄寓我无所栖息的灵魂；‘清泉石上流’，流一江春水细浪淘洗我劳累庸碌之身躯”（孙见喜《明月清泉自在怀》）。

⑦相反，宋朝诗人强调理性，认为人在自然景物中进行探索思考，可得到“理趣”。他们的领袖黄庭坚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所设。”自然万物不过是他们用来论理言志的写作材料罢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使“春江水暖鸭先知”改换成“春江水暖鹅先知”，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诧异！所以，宋朝诗人游山玩水时，思考多于感悟，探索多于欣赏。同样置身庐山，唐朝的李白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惊呼尖叫，宋代的苏轼则在考虑造成游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

⑧感受自然与探索自然，这是唐宋两代诗人给我们提供的两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答卷。能够感受自然，我们就能像爱护人类自己一样地去爱护自然，就能自觉遵循自然规律；能够探索自然，我们就能科学地认识自然，合理地利用自然。这两者是不能孤立地存在的，就如同“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与“春江水暖鸭先知”同为咏赞春天的优美诗句一样，感受自然与探索自然是人类文明马车上的两个车轮。

雨水的天空落了雨

非鱼

过了十五，喜顺爷早早地站在崖头上，喊着睡懒觉的儿孙侄娃们：“该积肥耙地了，地不哄人哩，眼看着明儿都雨水了。”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牛娃从小就会背，也是喜顺爷教的。观头村在老君塬下，一汪泉水从山间流出，滋养了一村老小，一座塬种麦子玉米稻子红薯，还种苹果大枣，山高处、山沟里是野生的槐树杨树黄栌槲树，夹杂着山茱萸鬼见愁连翘杜仲，整个村庄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和顺丰饶。喜顺爷年岁大，经见世事多，慢慢就活成了这个世外桃源的魂。

牛娃刚过十四，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点儿也没有牛犊健硕的样子。但牛娃学习好，喜顺爷看见牛娃就摸摸他的头：“这娃将来是坐朝廷的料儿。”牛娃爹听了心里高兴，更舍不得让牛娃干一点儿活儿，光让他学习。

听见喜顺爷喊，牛娃娘说：“明儿可都雨水了。”

牛娃爹躺在炕上叹气：“往年这会儿该进山割蒿了。”

牛娃娘出了窑，抹一抹眼角，去下窑烧锅做饭。牛娃爹一害病，只能在炕上躺着，这日子过得寡淡没味，只有牛娃才让她看见点儿亮光。

后半晌，牛娃说，明儿早起要吃煎馍。牛娃娘说还不到月尽。牛娃说想吃了，明儿雨水，也是节气。

关于月尽吃煎馍的习俗，观头村由来已久，反正那时候所有的节气都和“吃”有关，有句俗语说的是吃嘴婆娘盼节气。只有节气到了，才能理直气壮地吃，光明正大地吃。

牛娃娘想想也是，谁也没说非得月尽才能吃煎馍，下雨天各家的吃嘴婆娘也摊煎馍，娃想吃就吃吧，日子得提着劲儿过啊。

第二天一早，牛娃娘早早起来摊了煎馍，在大箅子上摞起来。鸡叫三遍，牛娃起来了。他抓起煎馍就吃，牛娃娘说：“还早，再睡会儿。”

牛娃说：“不睡了，我跟天柱叔说好了，今天跟他们进山。”

牛娃娘吓一跳：“老天爷，你进山干啥？”

牛娃又抓了一个煎馍：“割蒿。”

牛娃娘的煎馍煳锅底了，她咋也劝说不下牛娃，又不敢让另一个窑里的男人听见，只能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村里人一年四季有空就上山割蒿，进山割蒿都会喊几个人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山里经常有蛇和野物。

牛娃进了山，他娘在家提心吊胆一整天。半后晌，她就站村口望着，一直到天麻麻黑才看见挑着担子的天柱他们，一闪一闪进了村。

“天柱，牛娃哩？”

“在后头。”

挑着担子的男人们陆陆续续进了村，牛娃娘见人就问，他们都说在后头。可天都黑透了，依然没见牛娃的影子。

她又跑去天柱家，天柱在喝汤。他说一天都和牛娃在一起，牛娃割了一捆干蒿，拾了一小捆硬柴，都说他拿不动，也不会挑担子，让他只背一样，可他不干，都要拿，大伙儿就帮他把硬柴和干蒿捆一起，弄扎实了，让他背着下山。一路走一路喊着，听着他答应了，脚底下才走快些，到沟口还听见他应声呢。

牛娃娘听完，放了心，赶紧去沟口接。天柱放了碗，也慌忙跟了去。

沟口的风很硬，往沟里走，到处都是一片黑，各种声音在风中纠缠，最后形成一种古怪的响动，似风吼似兽叫。要不是天柱跟着，牛娃娘自己说啥也不敢走。想着牛娃还在沟里，她更是揪心。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喊，沟里响着回声，但听不见牛娃应声。

又往沟里走了四五里路的样子，耳边突然响起几声人大笑似的鸟叫。以往偶尔听到这种声音，村里人都觉得不吉利。天柱说：“嫂子，不敢再往里走了，回村叫人吧。”

吃饭早的人家已经睡下，听见天柱喊叫，又从被窝爬起来，几十个男人、女人很快聚在场院。喜顺爷也来了，他喊天柱，拿上明火，男人进山，女人都在场院等着。

也许是明火的作用，也许是人多，再进山时，那些声音似乎也消失了。

进了沟口没多远，就有人发现了牛娃的蒿捆子。再找，在一个干草窝里找到了牛娃，他居然睡着了。

把牛娃和他的蒿捆子弄回场院，牛娃娘抱着牛娃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牛娃倒跟没事人一样，说：“路上有条蛇，我不敢走。蛇走了，把蒿捆子放下，我又背不起来了，喊天柱叔，他听不见。想着歇会儿，就睡着了。没事，没事，这不好好的！”

牛娃娘扬起手，想打他，又舍不得，最后轻轻落在儿子瘦削的背上。

牛娃说：“辛苦喜顺爷、叔婶子们了。”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天柱摆摆手，又笑说，“小鸡娃身子，顶不了事。”

喜顺爷呵斥他：“你懂个屁，这是老牛家的顶门杠哩。”

这时，天空飘下了零星的雨丝，凉凉的，润润的。今年春上的第一场雨落了，看来又是个丰年。

（有删改）

材料一：

绿色食品标准分为AA级和A级两个技术等级。A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肥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兽药及有害于环境和人体健康的生产资料，通过使用有机肥、种植绿肥、作物轮作、生物或物理方法等技术，培肥土壤、控制病虫草害、保护或提高产品品质。按照农业部发布的行业标准，AA级绿色食品等同于有机食品。A级食品在生产过程中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生产资料，并积极采用生物学技术和物理方法，以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标准。

（摘编自360百科、百度百科）

材料二：

中、外有机食品市场状况对比分析

（摘编自《2015年我国有机食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2015年7月）

材料三：

10月30日，第16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进入第二天，西安市曲江会展中心的A、B3、B4三个展馆人头攒动，西安展团农产品上贴着的“二维码”信息，让许多人对绿色食品有了新的认识，只需扫一下，便可知道农产品的身份信息。

“葡萄在离开园区时使进行了检验检测，数据就写入了监管平台，通过二维码方便消费者查询。对企业来说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这个小小的贴标却起到了防伪的大作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西安荣华农业一位负责人说。

（摘编自赵辉《陕西：绿色农产品也有“户口簿”》，2015年11月2日《西安晚报》）

材料四：

绿色、有机农产品颇受市场追捧。绿色食品比普通农产品价格高出10%至30%，有机农产品要高出50%以上。表面上看，这样的价格很合适，但绿色农产品的成本比普通农产品高不少，有机农产品的成本更是普通农产品的两倍以上。

一些农企意识到品牌是让绿色农产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并开始着手打造绿色产品流通渠道。进入超市为打造品牌的第一步，但超市设置了各种进场门槛，这些费用让企业吃不消。为了破解进入超市不盈利的局面，很多电商企业应运而生。“我们通过互联网让农民的生产过程透明化，以此重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阿卡农庄总裁江宇虹说，农庄将客户锁定为中高端消费者，采用预付费种植方式，实现了以销定产。目前，700家绿色食品企业已进驻工行融e购，在线销售额近9000万元；中绿生活网对接企业1000家，签约额达3500万元；从全国范围来看，进入阿里和京东平台的农户数量更多。绿色、有机食品行业未来会成为食品行业中的朝阳行业。

（摘编自乔金亮《如何让绿色农产品叫好又叫座》，2017年7月4日《经济日报》）

茶农

苏沧桑

暮色四合的时候，黄建春在一张小矮凳上坐下，点起了一根烟。烟袅袅地从他指尖逸出来，原本最忙碌的时光，仿佛一下子变慢了。只有鸟呜声、茶青在炒茶机里翻滚的微弱的沙沙声。

他的手，是天生炒茶的手：五指合并，严丝合缝，从指根到指尖，有微微弯曲的弧度，与炒茶锅紧紧贴合，手工炒茶的“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全都精通。茶农的日常工作繁忙，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施肥，除草，喷药，采茶，晒青，摇青，炒青，包揉，烘干，挑选，包装。茶季一到，黄建春忙不过来，只好放弃手炒，和大多数茶农一样改半机械化炒茶，两台炒茶机，一锅炒二两干茶，耗时六分钟左右，第二遍要用龙井辉锅机集中翻炒，耗时四十分钟。从午饭后到晚上十一点，争分夺秒，一天能出八斤新茶，其间，他要晾晒茶青，筛茶，加料，包装，全是一个人。唯一的休憩，便是忙里偷闲点一根烟，喝几口茶。

即使如此，他炒茶也极为讲究，茶青薄摊晾晒到湿度恰到好处，去除青草味和苦涩味，也去掉了茶青里残余的大部分刚性。炒前用手挑过，用畚斗畚过，炒出来后再用手挑过。他还有窍门，第一步青锅的火候、第二步回潮的时间、第三步辉锅的火候，都把握得无比精确。刚炒出来的茶不好喝，要过一个星期，等退火了才好喝。

黄建春是村里炒茶最好的人之一，他炒出来的茶叶，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尤其是色泽乌润，手感如丝绸，无比光滑，拿到转塘茶叶市场卖，一般比别人价格高一两百元。

他抽了一口烟，思绪回到了十六岁。十六岁，兄弟俩跟着父亲开始采茶炒茶，可怜的一点茶地只能勉强糊口。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后更困难了，修房子连十块钱都借不到，别人怕他们家太穷还不起，那一个个鄙夷的眼神，连同借钱这件事，让他的心像一个沙袋，二十年来承受着一只拳头的反复击打。

两兄弟便去石矿开挂车，将石头运到慈溪余姚，来回一天一夜，一到家又去采茶、开荒。多年下来，黄建春终于积攒了六亩多、二十几块零零碎碎的茶地，前前后后造了五次才把房子造成。茶季过后，黄建春也不闲着，去驾校当教练，教练车一开回来，不吃饭也不休息，又去开荒。

一个茶季，全家跟打仗一样，纯收入也才六万元左右。同样的龙井茶，会推销的人家，一年能卖三十万，也有不地道的茶农，家里没那么多茶树，就去外地进茶青，冒充西湖龙井卖。他不会作假，也不会推销，除了一些老客户要头几茬明前茶，其余的他会拿到茶叶市场卖，所以“没花头”的。

但即使没花头，也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做好茶，不倒自己的牌子，虽然他的茶连商标都没有。第一锅新茶出来，叶底细嫩，如花朵一般，他从来舍不得自己喝，喝的都是清明后的老茶，卖相差的那种。不是喝不起，不是死要赚钱，是太辛苦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每一片茶叶上，他从未吝惜过自己的体力。

睡在山上的父亲说，这是老天的恩赐，传了一千两百多年，不能白白扔了。是啊，祖上传下来的茶园怎么能放弃呢？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怎么能放弃呢？他不太懂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却知道好好做茶，心无杂念，随遇而安，是最心安理得的谋生方式。他用最无害的方式与茶同生共存，守护着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美德。

他喜欢这栋二层小楼，巨大的老香樟树像一双大手覆盖着小楼，常让他想起父亲的手。推开门就能看到后山的茶园，溪流潺潺，鸟儿啁啁，常有同村的女人们在溪边洗衣服，把衣槌捶得很响，在空旷的山谷回荡，还能望得到山上的父亲和儿子。心里憋闷时，他会抽根烟，和他们说说话。

除了这座二层小楼，空地靠马路的那一边是他造的四层楼房。儿子去世后，妻子越来越消沉，两人积累多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他知道她心里难受，劝不了她，最终分开过了，但没地方去，他仍留她在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住在四层楼里，他自己则搬到了靠山的两层楼。她会帮他采茶，但不会和他一起吃晚饭，她常常消失，不知道是和姐妹出去玩了，还是躲起来了。女儿很能干，在外面上班，女婿特别勤劳。他自己拼命干活，是憋着一股劲，趁自己吃得了苦，将来老了要花钱要出去旅游什么的不用向女儿女婿要钱，不给他们添负担，不给他们丢脸。黄建春的恐惧是“穷怕了”。

山里的天黑得早，他抬头望了望向晚时分的路口。他七十六岁的老母亲，每天坐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到杭州城里的八字桥菜场摆摊卖茶，这时该回来了。

他将香烟掐灭，余烟袅袅不肯散去，仿佛一道舒展不开的眉，又仿佛想再说点什么。

（节选自苏沧桑《与茶》，《人民文学》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