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伦理与和谐社会

“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它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它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在中国，“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谓“敬畏伦理”，是指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的对象时所遵循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

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内在地包蕴着“畏惧”的内涵，敬畏伦理是在人类特有的敬畏感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敬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发情感，即是说它不是单纯依附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自发的畏惧或恐惧的感觉，而是在社会中培养的人性情感。它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是一切善恶观念的基础。敬畏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成性过程之中。敬畏感不是愚昧、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拥有伦理智慧的象征。没有敬畏感的时代是野蛮的时代，没有敬畏伦理规范的社会是无序的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不可抗拒性，使得人类有足够的理由去敬畏它，而不是去冒犯和亵渎它。对必然性的认识、敬重与遵循，有利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使得人类必须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和规范。康德对“头上的灿烂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中国哲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对“慎独”“敬其在己者”的崇尚，都凸显了敬畏伦理为人类自身立法的恢弘气象。对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内在诉求。

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敬畏伦理警示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人类培养理想人格、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而对自然的合理演化、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的文明进化起着积极的作用。东西方贤哲们大多都表达过他们的“敬畏”之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其首畏是“畏天命”，即对不可抗拒之必然性的敬畏；老子则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海德格尔认为：“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正是出于敬畏之心、出于人性中蕴涵的与宇宙万物共生共荣的内在诉求，人们才崇奉被称为敬畏伦理的道德规范，并将拥有这种道德品格的人称为君子、圣贤。

当今时代，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愈来愈高，改造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强，一些人的敬畏感却愈来愈淡漠，敬畏伦理所具有的神圣性、警示性和规范性也在逐渐弱化。这种趋势的存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但也相应地滋生、助长了人类病态的痴狂，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公民的人格完善，而公民的人格完善取决于仁爱之心的培育、社会责任感的加强、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对必然性律令的敬畏。人类应该有所敬畏。对敬畏感的褒扬，并不意味着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即对人的狂妄浅薄、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等予以合理规约。这种限制和规约，使人类不至于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进而才得以拥有自己的自然和精神家园，这有助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在人的主体性已得到极大张扬的今天，尤为必要。

回归经典阅读

曹文轩

我们应当将阅读看成是一种宗教，一种超越任何宗教的一个宗教，把阅读看作是一个宗教行为。一个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当将对经典的阅读看作是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几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一共是六十种，乍一听是否觉得这么多的书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太沉重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反过来问一下，一个孩子，他念了三年初中，又念了三年高中，这六年的时间里边，看上六十本书，每年才十本，每个月才不到一本，还多吗？多看这六十本书与加重他们的负担，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些书仅仅是供他们阅读，而并不是作为课程被要求的，这种情况下的阅读其实是在缓解学习的紧张。

何谓经典？在阅读中，所谓的经典就是那样一种东西，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面。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它可能成为经典。经典的作品肯定是能说出一些东西来的，不是不能把握的，比如说它的艺术性，比如说它反映的那个问题代表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等等。

对时尚文字的阅读是必要的，但一个人倘若将时尚文字作为阅读的全部，那么这种阅读注定是一种低质量的阅读。而事实是现在的阅读不论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阅读，往往为时尚的文字所包围，使他们无法接受经典，特别是孩子。这个现实是应当被我们关注的。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以享乐主义为主流思想的社会。大家看看今天为孩子所制造的文字，大部分是缺少经典的许多宝贵的品质的——它的忧郁感、它的悲悯、它的雅致、它的美感、它的圣洁、它的庄重和意境等等。大家去看看现在的少年儿童读物里边，经典的品质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不具备的。而这些文字往往都流于毫无意义的嬉笑与一味的喧嚣和热闹，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以享乐主义为主流思想的。

许多人认为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这个定义应该修改为：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而这个快感包括悲剧性快感。你看安徒生的童话有几个是让你快乐的？不是！它是让你悲哀的，让你忧伤的，让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的人的那种苦难，甚至说是巨大的苦难。一些人给孩子制造的那种快乐叫“傻乐”。一个小孩如果长期在傻笑中长大，那么长大了他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准白痴。但是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几乎是无法纠正的。一个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阅读，才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阅读。一个孩子如果不能使他回到经典性的文字，而长期沉落于这些轻飘的、快乐的、没有忧伤的文字，这种阅读在建构孩子的精神世界和培养孩子优良的心理素质方面，它会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一个孩子理想的阅读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

（摘自《阅读是一种宗教》，有删改）

鲁迅与诺贝尔奖

罗广林

曾经有人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推到了鲁迅面前，但是鲁迅认为这于他是极不合适的。有人把他的辞避看作伟大的谦虚，这只是中国式的迂腐之见。好在鲁迅自己是公正而且清醒的。

现代化已经成了几乎一切民族的文化目标，而且成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一切民族的价值标准。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把鲁迅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看出，鲁迅没有为现代化文化提供任何文化建树。无论是他的医术，还是他的文学观念；无论是他的人道思想，摩罗精神，人和非人的意识，还是他的进化论，阶级观，乃至于他的发式，他的西装，他的见了友人握握手的习俗，全都是从西方来的。他区别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是完全现代化的即西化的。可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什么呢?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文化精神，是内化到了每一个大人小孩头脑中的内在素质，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和心灵中培育生长起来的果实。鲁迅只是虚心地学习了那一切，而且视若珍宝，用来对中国文化作最有力的批判。在世界思想史上，他无法成为发明者创造者，而只是一个运用者操作者。而且他刚领略到西方文化的要旨，就一直忙于运用和操作，无暇去做更具体更学科化的研究。站在这样的文化水准上，又身处连运用者操作者都寥寥无几的社会之中，要他拿出堪与西方大师相媲美的文学成绩，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不说鲁迅的具体作品吧，说多了会触伤自称是鲁迅的捍卫者的人们的感情，也许还会触伤民族自尊心，据说这种自尊心是很高尚的。

要说思想的犀利猛鸷，《坟》可以作证；要说观察的深刻，《呐喊》、《彷徨》可以作证；要说表现力，《野草》可以作证；要说文体的智慧，全部杂文可以作证。而他的整个灵魂，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丰富感悟和深广同情。他的战斗的一生，更证明着他是个十分坚强十分彻底的人。也就是说，就个人素质而言，他应该可以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优秀思想家优秀文学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原因乃在于他的民族。

中国人总是用裹脚布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领带。当西方人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高度艰苦跋涉时，我们却盘脚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看着他们努力扭动的屁股发出下流的嘲笑。鲁迅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和向善之心，向西方人的队伍急追而去。当他气喘吁吁赶到那个队伍中时，他的第一发现就是自己是个侏儒。在他所尊敬的卢梭们达尔文们马克思们托尔斯泰们面前，他的确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自惭形秽的侏儒。历史竟然以这样叫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来回报鲁迅的艰辛努力。一次又一次，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只能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人格成为崇高的人，而要成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化巨人，却必须仰仗自己民族的文化力量。我这里不光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指该民族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卢梭正是通过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世界的)。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卢梭、拜伦、托尔斯泰、尼采们的队列。可是他们走近人类文明的贡坛时，只有鲁迅两手空空，好像一个误入祝寿宴席的穷人，忏悔般地自言自语：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当他的同胞捧来几本旧书向他打手势时，他终于无限羞愧地流出了眼泪。我也像鲁迅一样流着眼泪，因为我与他一样清楚，作为文化人，他只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火种的转运者或日翻译者。中国秦汉以后，每一个文化人都是注释家。近代以来，国粹派仍在摇头晃脑地忙于注释，反传统的人们则都成了翻译家。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在这种比创造更为艰难的翻译中，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个无从翻译的灵魂。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鲁迅，甚至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需尊崇原作者即创造者。如果要他们把鲁迅迎到卢梭纪念馆或诺贝尔纪念馆中奉为神明，当然不合适。中国人一直怀着这种奢望，久久不肯破灭，只能说明中国人连翻译家的东西都还远远没有读懂，也就是对于自身还完全无知。现在更有许多人叫嚷着责怪诺贝尔的同胞将我们遗忘了，不惜操起为中国人所不习惯的签名活动，举荐东方巨人，甚至恨不得从长城上拆下几块破砖，去换个诺贝尔

桂冠，来为这个文明古国装点门面。这除了无知以外，还多了一点无耻。我还为他们羞耻呢。

不知羞耻的人们啊，我们来反思一下吧。在这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被迫贡献了许多白银和死尸以外，其他还贡献过什么呢?鲁迅的贫乏乃是他的民族的贫乏。

对于一个巨人来说，诺贝尔奖能算什么，得上一百回，也不过分。可是，鲁迅在经过了比西方任何文化巨人都艰苦一百倍的奋斗，站到了一个巨大民族的制高点上以后，当他面对这么一项虽然高贵却又平常的文学荣誉时，他竟然只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轻轻地说：我不配。

这是多么残酷的清醒。

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无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是政府为了从民间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而言，科学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开、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科举的举措，越南科举的废除还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接触到科举取士制度，并通过游记把它介绍到了欧洲。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确定的公务员取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应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来招录，后来这一方法渐渐成为欧美各国依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的考试原则与方式和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形成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的风气。这样不但大大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寒门”出身的人。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百倍”，同时也被“紧锁笼中”。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并培养了大量人才，1300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考成为高级官员的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到中国时所见的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的。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一般人出于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性灵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也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

科举造成恶劣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写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束缚，无论是创造能力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变成了只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也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在文学创作上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也埋没了民间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规定科举考试内容。

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了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的五权分立，当中设的“考试院”便是源自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高考中看到。例如分省录取，将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都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选自《百科全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