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无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是政府为了从民间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而言，科学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开、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科举的举措，越南科举的废除还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接触到科举取士制度，并通过游记把它介绍到了欧洲。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确定的公务员取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应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来招录，后来这一方法渐渐成为欧美各国依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的考试原则与方式和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形成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的风气。这样不但大大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寒门”出身的人。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百倍”，同时也被“紧锁笼中”。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并培养了大量人才，1300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考成为高级官员的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到中国时所见的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的。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一般人出于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性灵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也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

科举造成恶劣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写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束缚，无论是创造能力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变成了只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也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在文学创作上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也埋没了民间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规定科举考试内容。

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了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的五权分立，当中设的“考试院”便是源自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高考中看到。例如分省录取，将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都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选自《百科全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