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带来的负效应

高新技术的发展，应包括健全其抗御“灾害”的功能。但迄今为止，高新技术进步并未与高可靠性工艺、高可靠性监控、高可靠性管理的系统支撑及质保体系相匹配。因此，频频出现难以预料的尴尬局面。海湾战争中，美国“爱国者”导弹命中率并不是100％，美军启用的高新技术武器竟然演出过误伤多国部队的“悲剧”。80年代初日本地铁总线ATS自动停车装置因失控机率不为零而发生撞车事故，之后又有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至于一位患关节炎的病人在接受微波治疗时，因干扰使他的心脏起搏器程序出现问题而致死，更迫使人们正视高新技术发展的负效应。

这种负效应还表现在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不景气的“巴洛克化”上。附加在各类高新技术产品上的许多理想化的机能派不上什么用场，最多不过是未来成功的早产儿。高新技术的“绿色化”也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地球及其大气层是有限空间，容纳生物及平衡生态的能力存在极值。高新技术所带动的现代工业化极大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也同步缩小了宝贵的有限空间，“极值”再也不是想像中的数值了。诚如人言：“以马达和电子线路为武器的‘灰色技术’指挥人类向地球宣战，地球回以干旱和酸雨；只有当‘绿色技术’升帐后，才可能中和酸雨时代。”

人类走向航天空间30多年了，3600多颗人造星体为太空添丁，这是人类的骄傲。但“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至今外空间的残骸、失效的整体装置、飞行物残片、宇航员丢弃的工具等，已多达10亿余个，这无异于开辟了太空垃圾场。高新技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作为跨世界的课题等待人类攻克。

悲剧与人生的距离

悲剧中有人生,人生中不必有悲剧。我们的世界中有的是凶灾险恶,但是说这种凶灾险恶是悲剧,只是在修词用比譬。悲剧所描写的固然也不外凶灾险恶,但是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锅炉中蒸馏过来的。

像一切艺术一样,戏剧要有几分近情理,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它要有几分近情理,否则它和人生没有接触点,兴味索然;它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否则你会把舞台真正看作世界,看《奥瑟罗》回想到自己的妻子,或者老实递消息给司马懿,说诸葛亮是在演空城计!

悲剧和人生之中自有一种不可跨越的距离,你走进舞台,你便须暂时丢开世界。

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希腊悲剧流传于人间的几十部之中只有《波斯人》一部是写当时史实,其余都是写人和神还没有分家时的老故事、老传说。莎士比亚并不醉心古典,在这一点他却近于守旧。他的悲剧事迹也大半是代远年淹的。十七世纪法国悲剧也是如此。拉辛在《巴雅泽》序文里说,“说老实话,如果剧情在哪一国发生,剧本就在哪一国表演,我不劝作家拿这样近代的事迹做悲剧”。他自己用近代的“巴雅泽”事迹,因为它发生在土耳其,“国度的辽远可以稍稍补救时间的邻近”。莎士比亚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奥瑟罗》的事迹比较晚。他于是把它的场合摆在意大利,用一个来历不明的黑面将军做主角。这是以空间的远救时间的近。他回到本乡本土搜材料时,他心焉向往的是李尔王、麦克白一些传说中的人物。这是以时间的远救空间的近。

悲剧和平凡是不相容的,而在实际上不平凡就失人生世相的真面目。所谓“主角”同时都有几分“英雄气”。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乃至于无恶不作的埃及皇后克莉奥佩特拉都不是你我凡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你我凡人没有他们的伟大魄力,却也没有他们那副傻劲儿。许多悲剧情境移到我们日常世界中来,都会被妥协酿成一个平凡收场,不至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你我是俄狄浦斯,要逃弑父娶母的预言,索性不杀人,独身到老,便什么祸事也没有。悲剧的产生就由于不平常人睁着大眼睛向我们平常人所易避免的灾祸里闯。悲剧的世界和我们是隔着一层的。

这种另一世界的感觉往往因神秘色彩而更加浓厚。悲剧压根儿就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语,如果能拿理性去解释它的来因去果,便失其为悲剧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而事实往往不如人所期望,不能尤人,于是怨天,说一切都是命运。悲剧是不虔敬的,它隐约指示冥冥之中有一个捣乱鬼,但是这个捣乱鬼的面目究竟如何,它却不让我们知道,本来它也无法让我们知道。一部《红楼梦》所写的完全是儿女情,作者却要把它摆在“金玉缘”一个神秘的轮廓里。戏剧在人情物理上笼上一层神秘障,也是惯技。别说什么自然主义或是写实主义,易卜生写的在房子里养野鸭来打的老头儿,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人物么?

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苦闷的呼号变成庄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从形相得解脱”。

(选自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有删改)

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积极追求的东西。儒家虽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

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

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人的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这三者间，人民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