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一本书游走

张炜

我小时候，大概是刚能阅读一点文学作品的年纪，读过一本没有封皮的书。这本书严格讲只是一部残卷，因为前后都撕去了一部分，最前边一篇的题目只剩下三个稍大一点的字：“暴风雨……”。所以我连这篇作品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更不用说整本书的书名了。

这部残卷让我如痴如迷。它写了俄罗斯莽林，写了猎人和林中各色居民的生活，更写了无数的动物。这些处处洋溢着浓烈林野气息的文字，绵绵无尽的天籁，把我深深地笼罩和吸引了。

我当年也生活在林子里，那是海边的一处国营林场，林场又连接了几万亩海滨自然林和无边的荒野。书中景物与现实生活或可作比，我生活于其中的这片林野虽然远没有书中那么苍茫，但对我而言也足够浩大了。最为不同的是林子里活动的人和动物：身边的林子没有那么多凶猛的大型动物，也没有那么多出生入死的职业猎人，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诱人的生活之窗。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神思一直跟着书中的人物和动物，几乎寸步不愿分离，一起时不时地从我的鼻孔前飘过，让我永难忘怀。

这些文字让我入迷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它讲述的传奇故事，它展示的生活内容。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字生涯之后，或许让我想得更多也更明白：一切绝非那样简单。这部残卷传递出的是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东两，它难以言喻，这或可称之为一位苏俄作家所独有的生命气质与文学个性。如果仅仅是一则曲折的故事，大概不会有那样的魔力。

因为它是一部残卷，作者是谁，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一个书籍奇缺的年代，能够遇到这样一沓好文字真是太幸运了。可我当时毕竟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这其中也不乏经典，但最难忘最着迷的却是这样一部残卷。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我常常讲述林子里的故事，这也是我的少年经历；更有趣的是，笔下的人物也常赏要背一杆枪。的确，我当年也看到了很多猎人，并曾经跟着他们在林中蹿跑。林中生活和一些人的行迹让我如此难忘，当然是受到了那本残卷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深深地感激着一位不知名的苏俄作家。

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海边林野，一个人在半岛地区游荡。我有一个背囊，里面装的全是自己的必需品，这当中永远有着这本残卷，外加我写成的一沓沓稚嫩的文字。

由于太喜欢这本书了，我曾不止一次将它借给旅途上的文学朋友。我希望他们也像我那样喜欢，我们能够一起分享道德精神与文学的盛宴。这是怎样愉快的时刻。这使我们有机会一起畅谈林野和文学——那时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

万分可惜的是，有一次远行，我把这本书遗忘在了一位朋友那儿，归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了。生活匆促多艰，我当时站在路边，觉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后来许多年，我都尝试着寻找这部书，但一直没能如愿。

就这样，我失去了它。

我牢牢地记住了书的内容。我经常想念它，如同想念一位儿时的挚友。

我去城市上学，然后到了更大的城市工作。我最终从事专业写作，并且写出了上千万字。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会突然想到这部残卷。在深夜，偶有失眠时，我会想它。

不难想象，我仍然没有终止寻找，还在一次次做着努力。问题是我并不清楚这部残卷的书名与作者。转过了多少图书馆，长时间站在浩如烟海的书目前。这真的是太难了，我差不多不再抱有那个希望了。

互联网时代来临了，我可以在网上搜索，但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这道难题并不好解。

一个好朋友听我说过这部残卷。他不仅是一个极为认真仔细的人，而且精于网事。某一天，在我完全没有预料、没有指望的情势之下，他竟然发来了一则短信，上面报告了一个喜讯。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话里交谈了一会儿，详细说到了一些内容，让我心里一阵滚烫。我们笃信不疑：是的，是它，这一回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少年之梦、儿时挚友，一个曾经伴我游走四方的朋友……这一夜我差点失眠。

朋友迅速将从旧书网上求购的仅存的几本书寄给了我。五成新，中篇小说集，书名《猎人的故事》。作者：阿拉水列夫。首篇：中篇小说《暴风雨前》。它版于1957年的作家出版社。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黑白照片，让我久久端详——有些瘦削的长脸膛，深邃的目光。

从作者简介中得知，他生于1897年，仅仅活了57岁。

（取材于《一本深刻影响我的书》）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材料一：

2013年-2014年用户使用手机和应用程度的年增长水平

​​

（摘自《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手机上瘾者报告》）

材料二：

智能手机确实在偷走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睡眠。总体而言，青少年比以往睡得更少了。对20个国家690747名青少年的数据（1905～2008年）分析发现，青少年的睡眠时间比100年前少了1个小时。

英国华威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萨卡里·莱莫拉（ Sakari Lemola）最近发现，有智能手机的青少年在晚上睡得更晚。莱莫拉说，“我们还发现，睡觉前使用电子设备与睡觉时长减少、失眠症状增加有关。而较短的睡眠和较差的睡眠质量又与抑郁症状有关。”

莱莫拉解释了几种可能的关联。今天的电子屏幕发出了大量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产生。褪黑素是一种在晚上或黑暗环境中由松果腺分泌的激素，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物钟。社交媒体上，来自朋友的消息或评论让孩子很难睡着。另外，在无尽的娱乐信息的吸引下，让青少年把手机关闭格外困难。

莱莫拉指出，近期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刚成年的年轻人当中，较差的睡眠质量是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如精神错乱症状）的起因之一。“一方面，我相信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交媒体提供的新机会”，莱莫拉说，“另一方面，跟之前几代的青少年相比，有一小部分脆弱的青少年面临着更高的风险。电子设备使用时长的增加，睡眠质量下降以及睡眠时长的缩短，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其他因素，从城镇化到在校压力，也多少会对青少年有所影响。”

(《智能手机损害青少年大脑？》）

材料三：

“在以前，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对青少年好，是小提琴还是电子游戏“刺客信条”，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疾病中心负责人杰伊·吉德说，“但是现在，我意识到玩“刺客信条”需要策略、记忆力、对模式的识别以及反应能力。另外，观看优质的视频可能是比阅读更好的学习方式。对我来说，说这些话很困难，但是考虑到大脑吸收信息的方式，可能真的是这样。”

提到青少年面临的威胁，引人注目的新科技总是比那些熟悉和难以改变的问题更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偏差可能会使我们的感知发生偏离。除了使用手机导致糟糕的睡眠质量，家庭冲突也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艾伦说：“不仅冲突和压力会影响大脑，缺乏温暖和社会支持同样会影响大脑。有这么多证据都表明，其他因素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为什么我们还在担心手机？”美籍指挥家斯坦伯格表示认同，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创伤、贫穷、暴力和毒品，因为它们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3月1日16版）

材料四：

实际上，苹果公司已经提供了一些家长控制举措，例如“要求购买”功能，要求家长批准购买商品和服务；限制访问某些应用程序、内容和数据使用情况；使用了内置的功能，比如位置共享等。但这些还远不足以解决日益严重的青少年智能手机上瘾问题。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温吉教授发明了“iGen”一词来指代新一代的智能手机成瘾儿童。让·特温吉曾表示，把iGen描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精神健康危机的边缘并不夸张，这种恶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手机。近日，北美放射学会研究了那些沉迷于智能手机或患网瘾的青少年的大脑，发现智能手机成瘾的青少年大脑奖赏回路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而根据“常识媒体”在2016年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约半数美国青少年感觉自己存在手机成瘾问题，并感到有压力需要立刻回复手机信息。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科技公司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电子产品可能会让人上瘾，但一些硅谷内部人士已经开始向媒体透露，电子产品、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网站是如何被设计成让人上瘾的，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不可否认的是，智能手机的一些应用，比如脸书、Snapchat和Instagram，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年轻用户。但一些科技公司已经采取措施，愿意改变他们的产品以回应家长的担忧。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月9日22版《苹果需正视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

谈含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