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小题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C．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小题2】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

A．中医的“望、闻、问、切”。

B．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小题3】下面选项中对作者解读的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的理解错误的一项（   ）

A．中国文化的特质强调的不仅仅是认知，还有身体践履，认为其是一种生命体验。

B．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

C．中国古人还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

D．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西游记》这部小说现在不大用社会政治观点去解读，不再用诸如“反抗”啊、“人民斗争”啊去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与他们去西天取经，而是回到“五四”前后，接受胡适等人的观点，认为“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实出于游戏”。这样，这部小说除了可供人们怡性悦情、消遣娱乐之外，似乎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了。其实，这部小说真如明代人说的，“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这个“至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求其放心”的“修心”之道，以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西游记》中的大量笔墨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想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这与道家的“修心炼性”、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有相通之处，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个人的身心修养。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将他当作人心的幻象来刻画。孙悟空开始大闹天宫，就是处于“放心”的状态，即其心放纵，无法无天，不合规范。然后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喻示“定心”。再后经过了漫长的取经道路，喻意其整个“明心见性”的过程，最后达到“魔灭尽”，“道归根”而“心猿归正”，修成正果。所以小说的实际构架是一个“放心”、“定心”、“修心”的过程。这是作者预设的理性框架。但实际上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又积淀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这就使《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有所突破与超越，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具体而言，假如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在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也清除了内心的魔障，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能忍辱负重，能团结协作，且能保持着自己鲜明个性的人性美的象征。当然孙悟空这样神通广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他所求的真经，所成的正果也不同于我们追求的真理与我们的梦。但其精神，即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完美自己的人性，还是应该向慕的，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立身行世的根本。
正因为《西游记》的趣味性比较强，所以目前很受大众传媒青睐，包括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电影、电视、动漫等不断地将它改编，这往往会使一些中国的读者感到非常别扭。比如像看到一部日本的《西游记》电视剧，明明是唐代的人物却穿上了日本印象中中国人该穿的旗袍，让唐僧的师父像日本和尚那样生儿育女，乃至让唐僧变成了一个穿着洁白的袈裟的靓丽女性，且与爱徒孙悟空相爱着时，就会有一种“糟蹋”了原作的感觉。但我觉得，即便如此，从中也可见到他们对这部名著的当代价值的认同之处。据这部电视的“剧情介绍”说：“这是中国明代的小说。为了追寻维护世界和平的经书，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追随三藏法师出发前去天竺。途中，师徒四人击退了袭击他们的妖怪。这个描述作为人最重要的莫过于伙伴的故事，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一直让人着迷。”这是他们对《西游记》的一种解读与接受。接受的正是人类的一些基本的有价值的精神。当然，他们的改编是为了他们的现代的国人看的，自然要考虑特定的接受对象，只要他们正面地传播我们的文学经典的积极精神，都应该抱欢迎的态度。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也是这样。
【小题1】下面《西游记》中的故事，不属于“求放心”“致良知的一项是（ ）”

A．猪八戒迷恋嫦娥美貌，触犯天条，被贬下界，却有看上高老庄高小姐，唐僧、孙悟空到来后，将其降服，在观音点化下皈依佛门，终成正果。

B．红孩儿听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设计抓住唐僧，并大战孙悟空，凭借三昧真火将孙悟空烧跑。观音用莲花宝座和天罡刀将其制服，成了善财童子。

C．五庄观中，镇元子大仙因孙悟空等人偷吃人参果，打坏人生果树，非常生气，用法术惩罚师徒四人，最后观音使果树复生，人参果复原，这才平息了镇元子大仙的怒气，最终镇原子和孙悟空成了朋友。

D．天竺国，玉兔精贪恋人间繁华，变作天竺国公主。她见唐僧英俊，想尽办法嫁给唐僧，最后，太阴星君和嫦娥仙子下凡，收回玉兔精，使其回广寒宫继续修行。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胡适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实出于游戏”。这样，这部小说除了可供人们怡性悦情、消遣娱乐之外，似乎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了。

B．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求其放心”的“修心”之道，以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二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C．心学“求放心”、“致良知”，道家的“修心炼性”、佛家的“明心见性”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可归结为个人的身心修养。

D．国外将《西游记》不断改编，受到观众的青睐，是因为《西游记》趣味性强，并且国外改编者理解了小说内涵，可见，我国古典名著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承恩设计的理性框架是一个“放心”、“定心”、“修心”的过程。但实际上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

B．孙悟空在取经中过程中，不断扫除外部邪恶，清除内心魔障，最终，完成了人性升华，成了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能忍辱负重，能团结协作，且能保持着自己鲜明个性的人性美的象征。

C．孙悟空在取经中所展现出的精神是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完美自己的人性，作者认为这是应该向慕的，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立身行世的根本。

D．作者认为，虽然各国对《西游记》有不同的解读和接受，但他们接受的是人类的一些基本的有价值的精神，传播的是我们经典文学中的积极精神，我们都应该给予肯定。

现代文阅读
“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人的家训智慧，自古及今，源远流长。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训等，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如果行诸文字，更是被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拿来作为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家训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
中国家训的“一条主线”就是“尊儒”。儒学倡导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非常符合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胃口”。所以，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儒学；毫无疑问，中国家训的思想主体也只能始终是“尊儒”。孔子就把开中国家训先河的周公尊为儒学奠基人，时时不忘把他当“圣人”来崇拜。在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家训中，他们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
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齐家治国之道”，主要指的是“齐家治国”的理想。中国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其中的帝王家训是一个亮点。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贪图奢华生活，以免重蹈覆辙。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汉武帝刘彻“尝而后知其甘苦”的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与《诫皇属》、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宝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的《圣谕广训》、清高宗乾隆“以德遗后者昌，以奢遗后者亡”的家训……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正是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家训，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和社会精英，也让他们实现了“齐家治国”的理想。
“为人处世之道”，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明学者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圣贤开口便说孝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蜀相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弟子规》在总叙中就写明：“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
“读书治学之道”，主要指的是“读书治学”的方法。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子弟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教育家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家教就是这样，他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西汉文学家孔臧在《诫子书》中说：“人之进退，惟问其志。”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演进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时期，但如果要问我们还需不需要家训的精华，答案肯定是肯定的。
【小题1】下列关于“家训”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家训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明确传达的对子孙后代的垂诫和训示，并对子孙后代产生了积极影响。

B．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家训中更重视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尊重，家训内容全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

C．如果是行诸书面文字的家训，影响可能会更广更大，更是被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拿来作为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

D．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家训，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小题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家训的内容并不是庞杂无序的，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思想观念，这也与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

B．中国历史上自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家训的训诫作用，有作为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

C．“圣贤开口便说孝悌，孝悌是人之本”，是说“孝”与“悌”同等重要，它们不仅是为人处世之道，而且也是古代家训的主要内容。

D．“诗书继世长”中体现了古人对“读书治学”的看重，而在读书中又特别强调“德才兼修”，是要通过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周公是中国家训的开先河者，他又是儒学的奠基者，这说明了家训内容从源头上就与儒学思想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

B．古代家训中所说“读书治学之道”，更侧重于“读书治学”的方法，在读书方法中更关心读书是为了修养品德和实现理想。

C．文章不仅解说了中国家训的主要内容，更是要传达在当今现代化建设中要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

D．中国古代家训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周代；内容丰富，涉及到立身处世等多方面，但它只是在官宦人家和读书人家流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小题1】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的诗、词和音乐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燕乐”是从西域流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胡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盛行于唐代。一般来说，配合燕乐而写的歌辞可视为词的雏形。

B．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本是配乐歌唱的，如《诗经》、汉魏六朝乐府诗等。但到了后世，许多诗歌就只用于诵读，如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某些乐府诗。

C．唐代文人创作的七绝，是当时燕乐歌辞的之一，但为了与曲拍相合，配乐歌唱时需要做破句、重叠、和声等处理。这是因为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与曲调格式不相合的。

D．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旋律本来是由参差错落的节奏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无严格规定。

B．杜甫的七绝《赠花卿》，就是《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这充分说明唐代就是伶伎直接拿文人诗歌来配乐歌唱的现象。

C．词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主要是抒发男女欢爱、相思别离等更具个人性的、日常化的情感，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很少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

D．词的长短句格式，不仅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更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而后者是决定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主要代表的更重要的因素。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诗余”的含义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人认为词的格调一般要低于诗一等；另一方面，词的产生，其实是广义的诗歌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对诗不足之处的扩展和补充。

B．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所表现的离情，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诗在语言上多追求精练，且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很难在细节上展开。

C．相比较于诗而言，词的发展历史较短，功能较单纯，但其轻巧浅俗反倒使词的写作比诗更加自由，在内容和表达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D．词的形态完全稳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起先它规定了词的分片、断句、用字，表明了词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后来就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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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管”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时期就有城市了，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卫生、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城管应运而生。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
在古代，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
《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宋刑统》也有类似的规定，“侵巷街阡陌”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小题1】下列有关古代“城管”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城管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

B．虽然古代没有“城管”这种叫法，但是现代城管的职能在古代常由相应的一些机构承担。

C．古代城管同时也是士兵，晚清时才换由警察承担这一任务。

D．宋代城管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是现代城市管理者在街道上画线的源头。

【小题2】（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规模小，功能不完善，不需要专门的城管人员来管理。

B．一些令古人伤透脑筋的城市管理问题，同样也让现代城管部门头痛不已。

C．为防止“侵街”，避免随意违章搭建，宋仁宗曾集合多部门“综合执法”。

D．古代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等越来越多，很难禁绝。

【小题3】（小题3）古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代摆摊在政府办公地30米以内者，要马上恢复原状，否则将被“杖七十”。

B．宋代法律规定，知有人破坏公共卫生，当事人受罚，“城管队长”也要挨打。

C．明代规定，破坏公共设施、随地大小便者，要被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D．宋代对于违章建筑，有时不仅要强行拆除，还要求司法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