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 “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 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连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騁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倡议。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在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荆楚方言的最初原型。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考察荆州方言中的许多原型词汇，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如《离骚》中“朝发韧于苍梧兮”的“韧”（阻车之木），“及年岁之未晏兮”的“晏”（晚）等等，仍然在今天的荆沙方言中使用。这些都足以说明荆州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特定的区域环境因素。由于荆沙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延续发展起来的，其词汇在历史的传承中，有自身的系统性。几乎所有普通话词汇，都在荆州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如天道（天气），袱子（手巾），訍（约、邀请），地噶（一点点），黑汗水流（汗流浃背）等。

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许多次移民，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新发展。

武王伐纣之时，楚国有先人名为“熊绎”者，起于今天的香溪河畔的秭归，参与了武王伐纣的壮举。周王封熊绎管辖今秭归、宜昌、远安、兴山等若干县市，熊绎苦心经营，筚路蓝缕，逐渐壮大，因秭归是大山区，加之巴国正强盛，不好发展，所以终于走出秭归大山区，来到沮漳河平原，即远安一带，约历二十君后，又在西周末年迁至今之江陵。由于以上原因，今天的秭归、兴山、宜昌、枝江、远安、荆门、当阳及荆州区大部分居民的口音尾音多带卷舌，如“鸡”称为“鸡得儿”，“猪”称为“猪得儿”。这些地方深受古楚语的影响。

楚国消亡，代之以秦汉，汉时天门、京山、潜江、石首、公安等以荆州口音为主，荆州市所辖的江陵县，即沙市东区以外，都是汉话，即荆楚底层方言。

南北朝时，时局动荡达五百多年，民族融合，陕西、安徽流户分别大量进入钟祥、松滋侨立为县，唐代安史之乱，导致荆南人口上十倍增长，元末明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又有“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移。

清朝顺治年间，清军（满族旗人）驻防荆州时，于荆州城里筑一道贯通南北的城墙，将荆州城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城大而西城小，汉人居西城，满人居东城。这种分城而居，异族又不通婚的方式，造成了语言上的封闭状态，直到民国前，荆州满族人的语言，一直不受干扰地保留下来，在东城形成一个“北京话方言岛”，从而与属西南官话的荆州西城的荆州方言形成鲜明对照。

辛亥革命后，荆州城分城而居的局面被打破，满族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折。“东边腔”不由自主地向荆州方言靠拢，到解放后，“东边腔”已不复存在，现在60岁以下的满族人，讲的已是一口标准的荆州方言了。

明清之时，资本主义已萌芽，商业发达。沙市，武汉等为长江天然良港，南来北往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沙市为长江九大码头之一，沙市市尤为繁荣。武汉、四川客商云集于此，西南官话（即今四川话）统治一时，人们总以口音定身份。

抗战之时，民国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话”的流行加速了“荆沙腔”的发展。沙市靠近码头，“武汉”及“四川”味当然比城内要浓一些，至今如此，这是荆州城话与沙市话的区别。所有这些由政治、军事、社会动荡或变革产生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移民现象，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外方言的交流与互渗，使之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远古楚人的方言而呈现出“南北兼容”的多样化的特点。

总之，方言是历史的产物，相信随着信息共享的实现，人口的不断融合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形成，方言最终会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保存下去。

(黄晓南《浅议荆州方言的演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