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形莫善于画”。造型，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画也不可能是例外。而所谓造型，即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所以，它的基础是客观形似。这就是所谓“写实”，其实质决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典型地拉开与真实的距离。唐宋时期的中国画，我们通常称作画家画，便是在这上面用功夫，是谓“画之本法”。要想成为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

明清时期勃兴的文人画也即“写意”画，它改变了中国画的造型本质，而以笔墨为中心，对于形象的塑造，它注重的是主观和神似，而不再是客观和形似，这样的形象，区别于“写实”，又称“意象”。文人画家则又称“利家”，以区别于专业画家的“行家”，他的用功，主要也不在“画之本法”的造型，而在“画外功夫”的诗文、书法。但问题是，过不了造型关，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就如用钱锺书等个别人的成就，来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大学的教育一定沦于“荒谬绝伦”一样，一旦用董其昌、石涛等个别画家的成就，来否定造型、取消造型，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沦于“荒谬绝伦”。然而，文人画家们以其居高的话语权，却恰恰以董其昌、石涛为例，否定、取消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他们认为，从上古绘画的不能形似，到古典绘画的高度形似，再到现代绘画的不要形似，是不断进步，讲求机械的“写实”，则“直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于艺术邪？”所以主张“写意”，就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不想想，难道摩托车发明后，就得取消跑步比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画家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工于造型为耻。所以，不仅新文化人发起“美术革命”，对文人“写意”画的风靡提出严厉的批评；传统的国画家中如张大千、谢稚柳等少数有识者，对文人“写意”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池沼而不是江海。谢稚柳明确表示：“中国画是写实的。”张大千再三告诫他的学生：“要学画家画，千万不要学丈人画。”

反观坚守文人“写意”观者，把灵活性当作原则性，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以钱锺书的成功为例坚决主张取消高考，“家家石涛，人人昌硕”，固然做到了“画之本法”的“形式欠缺”，又有几个具有“画外功夫”的“精神优美”呢？至以高考不过关就意味着具有偏才，以“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逸笔草草”就意味着所抒发出来的就是“胸中逸气”，并斥高考过关者为庸才，“形式周密”者为“精神不美”，为匠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主持人）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了，但贫富差距依然很大，那您认为收入分配格局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

（辜胜阻）我国经济总量（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我们人均GDP也从30年前的不到两千美金的水平，现在发展到人均GDP已经超过四千美金。我们现在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也早就超过日本了，应该说“国富”做得好。我们现在的财富分配格局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富人很少，中间层（中等收入阶层）也很少，大量的是低收入阶层。“十二五”期间怎么从“国富”走向国民共富，走向民富优先，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前不久有一个争论，说中国是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国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世界贫富差别最大的应该是巴西。巴西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贫富差别太大。它的行业贫富收入差别甚至达到28倍，我们现在的贫富差别是15倍。所以怎么样解决这种贫富差距，实现国民共富，特别是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这是关键。

（主持人）您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为什么是最难的呢？

（辜胜阻）因为你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间的比重，那么你就要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或者降低企业的比重。现在我们有不同的企业，像国企的利润还不错，有接近两万亿的利润，你让它来提高它的劳动者收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它的利润很薄，做得好的利润率只有3%～5%，一般的只有1%～2%，大量的小企业还在亏损当中。你让这些中小企业涨薪，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就非常艰难。所以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虚拟化、热钱化，游离于实体经济，比如温州这些地方70%的企业转向房地产了，过去是靠做实体经济起家的，而且做得很好，比如打火机、鞋，但是现在都不做了，都逃离实体经济，出现了民间资本热钱化和虚拟化，都去做投资，炒房、炒煤、炒股。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我们产业的空心化，经济的泡沫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带头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在GDP中间的比重，和中小企业联手提高劳动报酬。但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制度都是刚性的，它的负担也很大，你现在让它降低都很难。所以有的财政专家说我们的税负水平不是低而是高，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又很难降低它的比重，那“十二五”规划建议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将来就很有可能很难落实。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非常艰难。

（主持人）收入分配改革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那这时候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辜胜阻）企业在高成本的状况下，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放弃、不做了，它们就退出了。还有一部分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在过去三四年靠廉价劳动力会获得很好的利润，大家就不会去创新，就不会去推进技术的进步。所以有的老板讲，现在我五个人的事情请三个人干给四个人的工资，还有五个人的事情我请三个人干，再买一台机器，这就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有机变化，还有的说我要通过管理的创新降低企业的成本，来应对人力成本的上升。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企业一定要联手来做这件事情。作为企业自身来讲，你要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作为政府来讲，你应该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让它们轻装上阵，让它们有一定的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制度中间存在的问题。

（节选自《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谈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摘编自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