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其中，乐既是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也是理想社会和政治的旨归。这与古人对“乐”的认识有关。

虽然儒家一直讲圣人制礼作乐，实际上古人并不将乐视为纯粹人为主观的产物。乐之本，在天不在人。古人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将五声对应于五行或四季，在现代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却未看到古人的良苦用心。音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是“天之道也”。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情感的产物。一方面，与乐相比，人的情感是主观相对的，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到：“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另一方面，悲伤的音乐未必使听者悲伤，喜庆的音乐也未必使听者开心。

乐如果本出于天，为何又是人的产物呢？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问题，现代人相信天人永隔；对于古人来说，天人有别，但天人相通：“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天道运行有一定的节律，《史记·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天之节律即人之节律，此节律也是人事的最高规范，依它行事，天下太平，万物和谐，人心安泰，即为王道。所以《乐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因此，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体制，它的规范应该具有绝对普遍性，不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为这种规范性乃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与范式，它绝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的体制而只是私人产物了。教化如果变为实现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利益的工具，便不是教化，而是洗脑了。圣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承袭天道作乐。正如阮籍所说：“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礼乐乃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而不是圣人出于一己之私的发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乐之本质虽然是客观的，它的具体表现却是极为感性的，所以即便是嵇康，也从未否认乐对人情感的巨大作用，“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但乐不是像大笑或哭泣那样的纯粹私人情感的宣泄；乐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使人扬弃了自己狭隘的主观性而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达到人生和世界的理想状态，使宇宙人生因此变得完美。

（摘编自张汝伦《论“乐”》）

空敞地和老地方

肖复兴

①城市最早是由市场发展而来的，因此市场就是城市最早的空敞地，现在的新名词叫做公共空间。欧洲城市的广场，大多都是由这样的市场演变而来的，所以，在欧洲哪怕再小一座城市里，也会有很多的大小不一的广场，这些广场成为了人们今天的休闲之地，抬脚就到，方便而实在。

②在我国，广场大多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现的。我们当年的市场，现在一般成为了宽敞的街道，比如北京的猪市、菜市，成为了如今的珠市口大街和菜市口大街。在老北京，公共空间，除了遍布京城的这些露天的大小市场，再有的就是寺庙，清康熙年间，北京城里有寺庙1200余座，即使到了清末民初，还有800余座，大多藏在胡同里，有的一条不长的胡同里就有两座庙，比如我童年居住家旁的小观音阁胡同，就有观音阁和弘福寺两座庙。我国是一个泛宗教的社会，这些庙所起的大多是公共空间的作用，是让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有个聚会碰头的场所，有点儿像是现在的会所。老北京，公园不是百姓所能够享用的，它们属于皇家的园林，市场和庙宇，便是普通百姓一室外一室内的两大主要公共空间。它们的长处，在于就在百姓的身边，实用，又便于出行活动。

③之所以说□谈□，是因为如今我们的公共空间，已经渐渐失去和忘却了这样实用和方便于群众的两大功能。我们更重视广场的建设，而且有越建越大的趋向。那样的广场，只具有政治的意义，可以是一道丰美的佳肴，并不是百姓的家常菜，因为一般百姓不会经常能够到那里一顾的。我们也更重视一般花园的建设，但那更多的是锦上添花，为点缀用的。于是，我们如今的城市空间，大多为几大公园所取代，比如我常常在天坛公园里见到活动的老头老太太，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很多人是乘坐了公共汽车，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的，没有办法，因为它们居住的附近，没有可以供大家活动的公园或别的场地。而在国外，无论原有的还是新建的社区，都必要拥有自己的公园，比如我那年去美国芝加哥这座城市，便有100余座这样的公园，我住的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而在我住的街区里，几乎走不远，就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公园，成为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里街坊一般。

④我们的城市建设寸土寸金，似乎恨不得将所有的空敞地都盖起可以出售的楼盘，便无形中挤压了公共空间的位置，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群众的公共利益便这样理所当然地受到损害。真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更多一点的空敞地，当然，这些空敞地，不是像我们这里荒废着等待着继续盖楼盘好卖个大价钱的空敞地，而是能够让它们真正成为百姓自己的公共空间。

⑤在城市里，特别是古老的城市，和空敞地对应的是老地方。如今，越是古老的城市，老地方越少，因为老地方的破旧衰败，都被拆迁盖成了新楼盘，唯新是举的城市建设思维，让老地方只成为了图书或展览中的老照片。而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无处可寻。

⑥去年在美国，我碰见一对上海夫妇，他们四十来岁，出国打拼十多年。他们对我格外不解地说：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北京读的，那时大学旁边有一些冰淇淋店、咖啡馆、书店之类的，晚上同学们都喜欢到那里去，我们的恋爱就是在那些地方开始的。可是，前年回北京，再找那些老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家都找不到了，都拆了，盖起了高楼。他们感慨地说：一座城市，怎么也应该保留一些老地方，让人过多少年，还能够找到，在那里怀怀旧。

⑦城市化建设飞快，却没有想到有些老地方的价值，不仅在于地方的平方米的单价，而包含着历史的痕迹，城市的记忆，和人们的感情。别说北京，连上海有名的红房子西餐厅都易地了，现在，到哪里还能够找到老地方，还真的成了问题。

⑧我想起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荆其敏先生，他将这样的老地方称之为城市布局中的“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他曾经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成为了传统，说得多好，老地方的价值就在于它伴随着历史一道，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带有感情色彩独到的传统。可惜，在商业利益面前，这样的传统已经断档。

⑨失去了空敞地的城市，会像是沙丁鱼罐头，人们会在密麻麻的水泥丛林的高楼大厦中，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⑩失去了老地方的城市，会像是没有星星点缀的夜空，城市会失去历史的记忆，人们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选自2012年6月4日《文汇报》有改动）

①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②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③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④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衰弱。

⑤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