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②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③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观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④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⑤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⑥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精英与荣誉

梁文道

在“我爸是李刚”那件事刚传出来时，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假如那位在河北大学飞车撞死人的年轻男子出事之后，马上下车查看情况，然后说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而是“大家赶快帮忙救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我爸是李刚”，整件事的走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这么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我爸是李刚”其实也很符合“常理”；只不过它和真实情况中的“我爸是李刚”依循的逻辑不一样。

李刚也算社会精英了吧。自古以来，各个社会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没有代价的。去过剑桥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见过他们纪念二战阵亡校友的碑志，那里有多少年华正茂的青年呀，更不乏父荫广被的权贵之后。本来等着他们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然而战火一启，他们要率先参军，在长空与怒洋间抵抗纳粹，为国捐躯。

这正是古代贵族传统的最后霞光。那些贵族平日养尊处优，接受平民献税纳贡，战时就得挺身上马，迎敌护国。这种传统没有中西之别，我们的“士”比这些欧洲贵族还要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么多，凭什么你不用付出？

这不只是赤裸的交换，它还演化成了荣誉的一部分。著名伦理学家阿皮亚在其近著《荣誉规条》中定义荣誉为“值得尊敬”，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尊贵的”或者称他“有荣誉”的时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质。这种品质往往具体表现为一套规范、一组规条，凡是享有荣誉的人都应遵从这套规条，并做到最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规条呢？英国绅士阶层一向被认为是有荣誉且值得尊敬的，身为绅士，他就应该诚实不欺、保护弱小、尊重妇女、言行得体……只有完全达到这些标准，他才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绅士，不辱家声，也不负他人的尊重。假如有人指控他违犯规条并且全都属实的话，他就应该感到羞愧；要是他人的批评乃无中生有的诽谤，他就得奋力捍卫自己的荣誉，甚至不惜决斗。历史上大部分的绅士决斗都和荣誉受到冒犯相关，而不是通俗剧中常见的感情纠葛。

看似卑之无甚高论，阿皮亚对荣誉的定义却点出了一项关键，那就是荣誉与尊敬的联系。财富、权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胁迫他人对你折腰，你应该晓得这个不叫做荣誉。“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古人对精英荣誉的讲究甚至更加严苛，哪怕是到了别人根本看不见你在干什么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独”。

然而，从“我爸是李刚”到一连串精英后代惹出的祸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这批中国精英不讲究荣誉，却期待尊敬；他们拥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财富和权力，却不具备精英引以为荣的品质。

数 字 遗 产

眼下，QQ、MSN、电子信箱以及游戏账户下的虚拟武器装备、宝藏等，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它们也将是21世纪现代人拥有的数字财产。

人活着的时候，可以随意打开电脑，用QQ、MSN与朋友、同事聊天，用邮箱收发信件，在博客上写文章，登录账号玩游戏……可人去世后，QQ、邮箱、博客以及游戏账号里面的东西，究竟算不算遗产，能否依法继承，又该如何保护呢？

数字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网络权益和财产，是互联网在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快速成为个人数字档案中心的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网民来说，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还很遥远，但在很多欧美国家，数字遗产继承已经提上日程。迄今最为著名的数字遗产案件发生在美国。一名美国士兵的家人希望得到自己阵亡儿子的电子信箱密码，以整理他的信件。但雅虎公司一直拒不提供密码，直到法院判决后才同意提供。

数字遗产纠纷也催生了一个新行业——数字遗产守护者。“遗物守护者”“财产锁定”“死亡开关”等网站就是专门用来守护数字遗产的。其方法是用户将登录信息告诉值得信任的亲戚或朋友，在用户遭遇不测之后，由亲戚、朋友登录该网站，手动激活发送电子邮件的程序，以获得相关信息和数据。“遗物守护者”的创立者杰瑞米•特曼说，“数字遗产，你可以不理解这事儿，但不能完全不去想。从现在开始算，我相信5年后大多数人都会将他们的‘数字遗产’列入遗嘱。”

在中国，个人账号以及相关信息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到底归谁所有，谁可以继承、谁可以进行审查和修改，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中，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一家互联网公司能给出一个明确而满意的说辞。这也就造成一些网民对未来数字遗产继承上的担忧。

纵观当前网络公司提供的数字产品服务协议，如长期不使用，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会被提供服务的公司回收，电子邮箱3至6个月没登录就会被冻结然后被注销。游戏账号因为涉及“虚拟财产”，情况更加复杂。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网络中的游戏账号、武器装备、经验值、宠物、金币具有财产属性，应当受到立法保护。即便是那些外人不会感兴趣的QQ、邮箱、博客，对于死者家属或亲友来说，也是死者留下的遗物，保留这些网上的虚拟物品，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就像死者的书信、照片等遗物一样，虽然没有财产价值，但谁能说这不是遗产，不可以被人继承呢？

不过也有法学专家认为，对这些所谓的“数字遗产”立法保护并不现实，而且没有必要。“首先，我国法律保护的财产，只是现实中的财产而不包括虚拟财产，因此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其次，QQ、电子信箱、游戏账号等数字财产大多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即往往只针对专有主人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主人离开了人世，这些数字财产的价值大多会随之消亡，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

互联网已经成为个人数字档案中心，包括存放家庭相册、文件、信函和视频。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这些“数字遗产”将如何处置呢？相信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遗产的保护问题会逐渐明朗，并最终得到解决。

第六种自由

熊培云

①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②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③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④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⑤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⑥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⑦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⑧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⑨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⑩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过度的信息依赖让我的人生不自由。不是么？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了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奇闻轶事上。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种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随便过的节日

阮直

节日一般都是一年过一个，可在中国有一个节日可以随便过，那就是“诗歌节”。哪天激情饱满，哪天就过“诗歌节”。县市一级组织的不算在内，仅地市一级政府宣传部、文联、杂志社牵头主办的诗歌节每年就有数百个。这是诗人的幸运，却不见得是诗歌的幸运。

不少诗人激动起来，高歌诗的春天来了，以为这回真的能“打造出半个诗歌的盛唐”。可诗歌节过去之后，我们在媒体上见到的是领导的讲话、学者的奉和、诗人的表态，书法家书写的是唐宋诗词，电视上不断播出的是开闭幕式的文艺晚会，就是看不见一首在诗歌节中诞生的诗歌佳作，也见不到有个伟大的诗人诞生于诗歌节。

按说“西瓜节”西瓜是主打，“南瓜节”南瓜就该是主角，总不能办着“冬瓜节”，冒出来的都是“花大姐”吧。如今这诗歌节与诗无关的人倒比诗人更耀眼，与诗无关的活动，倒比诗歌更火热、更夺目。就像“六一”儿童节主角都是大人，“三八”妇女节抢镜头的都是些爷们儿。

诗歌节总得有诗摆出来吧，不能你办诗歌节，拿出的产品还是几千年前老祖宗的低吟浅唱吧，举着“咏唱经典”的旗号，并不能遮掩自己的空白呀。当代人办诗歌节不能拿出自己的诗歌作品，只朗诵着老祖宗的作品，即使分贝再高，那也是当代人灵感的集体麻木。

奥斯卡金像奖、诺贝尔文学奖也算是电影与文学的“节日”了，①可人家是有“母体”的庆典。一年一“过节”，年年有内容。而我们的不少“人工打造”的节日，从起初创意就在“节”的形式本身了，图的就是节日这种形式能制造出宏大的场面、火热的氛围、广泛的影响，至于节的内容好像并不重要了。如果重要，那么“诗歌节”的主角应该是诗人，不该是不写诗的领导、不写诗的评论家、不写诗的文化名流、不写诗的商界精英、不写诗只朗诵诗的“嘴力工作者”。

我倒觉得，凡是用庆典的方式举办的“节日”，只有喧哗，最后顶多凝固成个纪念日的符号，②而不会是那个节日母本的再生或复苏。就像如今的过年，不再是驱赶“年”这个怪兽，清明节不再是郊游，端午节也不是“避恶”，中秋也与嫦娥无关了。几乎没有一个节日的内容与节当初的意义是相符的。如今的诗歌节，我担心它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诗歌”本身了。节日一天就过完了，但日子是过不完的，如果我们心中有诗，它就是常态，而不会是庆典。

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但之前无论哪个时代的诗歌繁荣都没有诗歌节的助推。诗歌历来是教化启蒙、文化传承、感知审美的重要手段，更是诗人自己实现生命超越、抵达灵魂彼岸的宗教，外在节日的“大帮哄”永远无助于伟大诗人、伟大作品的诞生。

时代可以喧哗，但诗永远尊贵。我们只有归还诗的自由与高贵才会有诗的繁荣与创新。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