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哪里”的文学观照

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始终萦绕在世人的脑海中，引发阵阵沉思。其实，在这三个命题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正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是要理清自己的来路，寻根溯源；“我要到哪里去”，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前瞻性思考，展望自己的去路；“我是谁”试图解决“我”的本质性意义，是人向内用力，对自身进行拷问。而“我正在哪里”，是从外部的角度，让人确立自己的坐标和支点，对所处的时代、时空进行精准的定位，摸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对人自身进行更为透彻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领域提倡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期待作家艺术家围绕“我正在哪里”的命题进行艺术化的回答与阐释。

②书写过往，一头扎进历史的故纸堆，有时看来是一件颇为快意的事，因为路径可能是现成的，可以轻松上路，再运用好一些刚面世的新资料和现代化的新思维、新手段，总是能留下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思考，区别在于多与少、深与浅。

③书写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无羁绊的放纵，竭尽全力地搅动自己的脑容量，去对世界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观察与开拓，只要无限地忠诚于自己大体上可行了。尽管“未来已来”，但更远的未来还在路上，还是可能歇口气的。

④而书写现在，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家都在场，都身处其中，绝对的“零距离”，稍有偏差和不符，就容易冠之“不真实”“太离谱”的罪状。好不容易把事情梳理得纹路清晰，但发展中的事实陡然拐弯，有了新的轨道，于是一切努力可能会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⑤“我正在哪里”的现实题材创作是难的。现实生活的话语方式、言说姿态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以往的变化，再一味搬弄那一套“老古董”，纯属无效劳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要有专业的敏感，而走走过场，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有真收获、大收成。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宿命。

⑥自然，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搬运，而应该是一种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创造。孙犁说过:“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要有大的气度和胸襟。同时，有必要明确的是，现实题材创作本身并不意味着“高级”，简单化地滑入“题材决定论”，以为只要是现实题材创作就有“豁免权”，就天然地“高人一等”。现实题材创作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以为篇幅长的、规模大的就好上加好，更不是一种好风气。文艺创作是有水准要求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一套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经过这套评判体系的衡量，才能得出真正的斤两。

（有删改）

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 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 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 (《论语•颜渊》) 。所谓“爱人”, 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 听说马厩失火, 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 而 “仁民”, 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 物虽不同于人, 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 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 如捕鱼、狩猎, 以及砍伐树木等, 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 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 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 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 即人和天地万物, 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 “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 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 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 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 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 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 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 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 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