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的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由取经中的若干个故事连缀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讲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所谓“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模拟“话本”的这种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代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甚至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说唱，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选自吴小如《古代小说鉴赏》，有删改）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传奇小说，无论是体裁还是表现手法，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史传文学的影响。

B．《水浒传》里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都可在史书中找到原型。

C．从“章回小说”的“回”的命名中，就可看出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讲唱文艺的密切关系。

D．因为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所以明清以来优秀的长篇小说能长久流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诗歌的“常”的表述，与原文意思不符合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就是精神上崇尚家国为上，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B．新诗无论怎么变，“常”都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所以新诗在“变”中继承“常”就非常重要。

C．中国诗歌在传播上，必须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写诗需要难度，而读诗需要易度。

D．中国诗歌的“常”总是存在的，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它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一直讲究以“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为评价标准，而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

B．在创作过程中，诗人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有了“走出”就有了审美距离和诗美体验。

C．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是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

D．当徐志摩的诗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时，证明了他在诗歌创作上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变是新诗的根本，于是有人就认为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B．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是民族诗歌之“常”，在新诗未来发展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C．“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现今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新诗对新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

D．在“变”中继承“常”，在“变”中时时回望“故乡”，新诗就会在未来文学中充任先锋和旗帜的作用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大龙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 心性” 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 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 物性”、 “神性”和“人性” 。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 物性” 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 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而且，就教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庞大和复杂，恐怕世间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佛教相提并论了。佛教经书卷迭浩繁，达几千卷之多，一个人穷其一生恐怕也是难以阅尽。印度的瑜珈也是非常有名的。最早的瑜珈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一直与任何宗教信义或伦理保持分离状态，其目的是使身体和精神之间完美平衡的发展，而冥想和苦修是其主要的形式。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 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我们这样分类，并不是说，西方人只有生理上的需求，而没有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印度人只有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中国人只有心理上的需求。而只是在表明，这三种族群，他们在各自方面的所侧重的追求和需要；也是在表明，他们的文化在各自方面所达到的极致。
（节选自《人民文摘》）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A．中国文化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这是因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

B．中国文化中的诗、画、琴分别是抒情的、写意的和直达心灵的；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

C．中国文化最大程度地表现了“人性”，而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化的标志，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

D．中国文化中性情化的“人性”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中国人向来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

E. 中国文化中的性情由“心性”而生，且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因此外化之物能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性情与情感并不相同，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但我们有时分不清彼此。

B．中国人对饮食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带着性情饮茶，谓之“品茗”；而西方人则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喝茶” 。

C．世界文化可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按照它们分别反映的“物性”、“神性” 和“人性” 的文化特性，基本划分为三大类。

D．中国人的情感以及心理需求，既和生活紧密相连，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是还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凡脱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小题3】（小题3）“西方、印度、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文意简要概括。（4分）
【小题4】结合文中观点，谈谈你对下面这段话的理解。（4分）
中国古代诗人写诗，必定要找自然之物作为自身情感的寄托，如陶渊明爱菊、周敦颐喜莲、林和靖恋梅┅┅，他们把这些自然之物当做自身情感和理想追求的一部分，造就了中国古代诗歌独特的魅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蜀国大将姜维依仗剑阁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
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节选自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小题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时代的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使出身卑微的的个人不大可能获得身份突破。

B．邓艾灵活指挥，改变计划直取成都，在伐蜀之役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C．司马昭戏谑不避钟会家讳，证明二人关系密切，也表现出他们的名士风度。

D．一般来说，具有秀美的仪容和高雅的谈吐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为魏晋名士。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提出问题，统领全文，引导人们对魏晋名士和魏晋风度做深度思考。

B．文中简述伐蜀之役，强调钟会、邓艾的功劳，为论述二人的最后结局做准备。

C．末段得出结论，指出魏晋风度不过是世袭官僚阶层的趣味趋同，具有排他性。

D．主体部分使用举例论证、对比论证，证明语言表达对魏晋名士的重要作用。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魏晋风度植根于士族官僚阶层，对后世正面影响较大，但其局限性常被忽视。

B．时人虽重孝行，但拿家讳开玩笑如果能表现出个人捷才，也能被欣赏。

C．东晋、南朝士族可能会更加追逐精致、高雅的文化，把玄学清谈之风推向高峰。

D．如果魏晋名士全都是一群气质风雅的士人，就不会发生“二士争功”的悲剧

（题文）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岭南，历史上是指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范围包括了我国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的大部分以及越南北部。五岭之名，最早起于秦。《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云：“(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今人多把“五岭”解释为大庾岭、越城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五座山的总称。不过，历史上有人认为，五岭并非专指五座山的名称，而是指五条入岭的通道。五岭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岭南地区属于古代‘五服’之‘荒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陈恩维说，古代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岭南负山临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在历史上曾长期阻碍了该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古人的政治地理观念里，岭南给人以边远、偏僻、贫穷、蛮荒的印象。王风未被，春风不度，所以唐杜佑在《通典》中说：“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之前是为荒服。”明确指出岭南远离政治中心、经济落后。
唐宋之际，岭南是政府安置流人谪宦的聚居地，据统计，两《唐书》所载唐代有名有姓且有具体贬谪地者共211人，其中岭南道就有138人，约占贬谪总人数的65%，此外载有人名无具体地名或有地名无具体人名的岭南谪宦还有200人左右。而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谪宦，仅见于史籍者，即有400多人，湮没无考者，则更是不计其数。柳宗元《舍弟宗一》诗曰：“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二十年。”在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侯艳看来，“一身去国”是被社会文化主流抛弃和政治追求失败后的无限悲怨，“万死投荒”之“荒”无疑是唐宋文人对于贬所“岭南”的整体印象，此乃地理印象、历史印象与现实印象叠加的产物。
中原文人通常在异化的地理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份认同的感受不大一样，因此岭南带给文人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也完全不同。“瘴”是古人对岭南之地描写最多也最具标志性的一个词。何为“瘴”？瘴是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其产生与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
到唐以后，随着贬谪流寓至岭南的文士不断增多，关于“瘴”的描写越来越多。据相关学者统计，《全唐诗》中，“瘴”这个字共出现了288次，其中与岭南相关的超过了200次。“瘴疠”出现30次，“瘴云”出现23次，“瘴烟”出现21次，“瘴雨”出现17次，“瘴海”出现16次……宋之问、刘禹锡、苏轼等人的文作都曾对此做过大量描述，不难看出，“瘴”字在当时已成为流寓文士讲述岭南生存条件之恶劣的重要意象。
(摘编自李永杰《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小题1】（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岭南，历史上是指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五岭之名，最早起于秦。《史记》有“(秦)南有五岭之戍”的记载。

B．历史上认为五岭并非专指大庾岭、越城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这五座山的名称，而是指五条入岭的通道。

C．五岭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

D．岭南在历史上长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有阻碍，是因为其负山临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代五服指“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是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划分的。

B．唐宋之际，岭南是政府安置流人谪宦的聚居地。而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谪宦，仅见于史籍者，即有400多人。

C．唐杜佑认为岭南远离政治中心、经济落后，王风未被，春风不度，给人以边远、偏僻、贫穷、蛮荒的印象。

D．“万死投荒”的“荒”是地理印象、历史印象与现实印象叠加的产物，是唐宋文人对“岭南”的整体印象。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岭南带给文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完全不同，所以中原文人在异化的地理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身份认同感不大一样。

B．“瘴”是古人对岭南描写最多也最具标志性的一个词。这种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的产生与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关。

C．据统计，《全唐诗》中“瘴”字与岭南相关的内容超过了200次，这是唐代后随着贬谪岭南的文士增多造成的。

D．唐代后文人作品关于“瘴”的描写越来越多。这在当时已成为流寓文士讲述岭南生存条件之恶劣的重要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