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已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就需要人为干预生态修复活动，使遭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动态平衡，并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2011年以来，政府出台的如“水十条”“土十条”等环保政策致力于水资源、土壤、大气、固定废弃物等生态修复的实施。在政策指引下，全国开始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计划，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目前，农业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好转。在资金推动下，生态修复行业有新一轮迅猛发展，河流、湖泊、场地、矿山、耕地、草原等生态修复均取得显著成效。

因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我国生态修复行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生态修复技术较为粗放，尤其是场地修复仍以传统的异位阻隔填埋为主，或者采用挖掘与热脱附、固化稳定化、水泥窑处置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而欧盟的原位和异位修复技术比重相当，美国的原位修复技术接近70%。

(摘编自环保网2019年2月24日《2018年自然生态修复现状》)

材料二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生态状况变化是趋好的。三大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整体好转，而湿地生态系统还在退化。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主任欧阳志云说:“例如一些区域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过度，致使河流干涸，湿地湖泊丧失。同时，海河生态功能和黄河自然水文过程基本丧失，长江上游水电资源开发强度大，生态破坏严重。”

从国际标准化来看，在人均GDP达到一万至一万四千美元时，开始环境污染治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八千多美元。在此条件下，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采取了高强度行动。然而，促进生态环境改善需要遵循社会经济和自然演变规律，要避免造成过高的社会经济成本。这意味着打赢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这场硬仗，还需要长期科学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的流堿系统治理，以水为载体，以中小流域为单元，系统规划、统一整治。此外，还需在科技、标准、制度、立法等方面，加强针对各类新型污染物的前瞻性布局，建立面向新型污染物的防治体系。

(选自《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8日《生态环境质量拐点，中国准备好了吗》)

材料三

表1:“十三五”部分重点流域治理后目前水质状况

表2:2018年环保类PPP项目(政府和社会合资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分布

材料四

目前政府对环保行业保持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已开始实施。据环保部规划院测算显示，“十三五”全社会的环保投资将达17万亿元，是“十二五”的三倍，环保产业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中国环保产业潜在需求旺盛。理论上，一个国家环保产业的潜在需求通常是由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总量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决定的，习惯于用单位国土面积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来估算环保产业的潜在需求量。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单位国土面积和单位GDP化石能源消耗量“双高”的国家。

虽环保行业发展前景看好，大量资本涌入环保行业，填补了污染治理资金缺口，但造成了产能过剩和低价竞标，影响其健康发展。同时，环保设备企业小散弱特征眀显，“低档过剩、高档缺少”问题尤为突出。还有，如具备环保技术的机械和液压免烧砖设备因标准化不一，价格不同，企业趋利明显而影响规模和质量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5日《环保行业发展前景及分析》)

材料一：

韩长赋：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小康的重大部署

记者：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如何理解这个总要求呢？

韩长赋：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的提升，我们要系统认识，准确把握。

乡村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五子”登科，内在要求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推进中，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兴旺就是要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

生态宜居就是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

乡风文明就是要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治理有效就是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让社会正气得到弘扬、违法行为得到惩治，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

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

推进乡村振兴，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撑上精准供给。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和增收渠道。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农业农村优先的原则。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材料选自2017年《人民日报》，有删节）

材料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2050年可能超过70%。我国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遇到了乡村衰退问题，一般要到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在我国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的大趋势下，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同时，避免出现乡村衰退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把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材料选自《求是》，有删节）

材料三：

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

（材料选自2017年10月17日新华网）

材料四：

2012～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

新诗的“变”与“常”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