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有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是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

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是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随着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随着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外来文化因素的不断输入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的作用，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拓宽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首先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确立。青铜冶铸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新疆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在甘青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冶铜技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国早期青铜技术发展的孤岛，有的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们的出现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有关。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诞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至少从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类农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结构。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中原地区突然在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通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的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摘编自刘学堂《拓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民族音乐的遗传基因

刘正维

遗传基因将人类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属性、民族属性、地方属性和家族属性以及家庭属性等。音乐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人们一定的审美意识，也必然具有民族属性、地方属性与家族属性。这种属性世代相传，形成了传统音乐发展中体现“家族”亲缘关系的遗传基因，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形态。

音乐的遗传基因是由一些属于形态学方面的基本组件组成的。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不同组件的不同组合，形成各式各样不同特征与功能的音乐作品，表现出不同的遗传基因，这些遗传基因具有可辨的传承性——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传统音乐中，遗传基因还形成地理性的板块分布——地方属性。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的民族民间音乐，既具有不同的民族性遗传基因，又有南方、北方，东部、中部与西部等各不相同的地方性遗传基因。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创造的中国音乐始终没有改变它的东方的民族属性，没有成为任何别的民族音乐的附庸；在广东省不可能形成陕北黄土高原上粗犷、奔放甚至孤独、压抑的《赶牲灵》，在北方草原上也形成不了江南委婉、流畅甚至细腻、甜美的《天涯歌女》。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与掌握某种音乐的特征，辨别某种音乐特征的民族性、地方性，创作某种自己想象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往往凭感性与冲动。是的，没有这些方面，就没有好的音乐创作。但仅凭这些是不够的。这里除了有一个音乐感性认识与理论充实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对于音乐遗传基因的把握问题。比如《好汉歌》就如实地反映了豫东、山东民间音乐的地方性的遗传基因，因此是成功的。而用羽调式音乐描写汉武帝征服匈奴的历史，就有些不好理解。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汉族音乐普遍是徵调式，羽调式多在兄弟民族地区；这两种调式甚至反映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性。在汉武帝时代，羽调式音乐是不是汉族音乐的代表性调式？据今所知，羽调式音乐是在汉唐时期，特别是盛唐时期，蒙古乐、西域乐、印度乐相继传入中国以后，才在文人中逐渐传开，并反映到宋人词调中，后又影响到南北曲、高腔、昆曲和有些地方的民歌中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现汉武帝征服匈奴的音乐用什么调式更为合适，应该是好回答的问题。

“五态、四径、三线”就是认识与把握音乐遗传基因的具有不同内容与不同含义的三方面概念。“五态”是音乐遗传基因形成的客观条件，包括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四径”则是认识遗传基因本身的主观组件的途径，包括旋律线、音阶调式、节奏腔式、基本结构。“三线”是音乐遗传基因的板块分布，分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的西北与东北两大板块以及汉族与兄弟民族两大板块。弄清楚音乐的遗传基因，就可大体上把握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诸多情况。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