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影响中国的三重文化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被浓重的危机感所笼罩，各自都想方设法解除内忧外患，获得竞争优势。那些执政卿大夫们也提出各种思想主张，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家：鲁国孔子的儒家思想、齐国管仲的法家思想和楚国老子的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主导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继承了殷商西周的礼乐文化。“礼易僵化，乐以辅之”，目标是把行礼者带入审美境界。对这种政治文化继承最全面和最深入的是孔子。西周时“礼不下庶人”，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主张对所有人都“齐之以礼”。礼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维护井然的社会秩序。孔子不仅仅把礼理解为一种礼仪，而且更看中礼仪背后的道德之心。有了伦理感和道德心，礼才真正获得了依托。于是，孔子又为礼找到了人性根据，那就是仁。“仁者，爱人”，这种爱起于“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终于“泛爱众”，实际上就是“仁政”。从文化渊源上看，孔子思想核心似乎是礼，因为“仁”是后续的，是补充的，是为了让礼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以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而正是由于“仁”的出现，以及“仁”所具有的某种挣脱外界束缚的独立性，使得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真正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是齐国名相管仲创造的。管仲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讲究德的重要性，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有民本思想，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讲究礼，在用人上尊贤授德、察能授官，这是类似于仁政的一面。但是，他还显露了强势的一面，执“法”的严厉。管仲是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打破血缘亲情对执法的困扰，讲究律法面前无分贵贱。对管仲来说，仁政不过是增强实力的手段，真正要做的是把齐国的王权延伸到国外，实现“霸道”。

另外的执政卿大夫则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从而采取了逃避策略，这个人就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文明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社会的退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有的政治策略都会导致社会危害。因此，他希望“无为而治”，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无知无欲，才能获得幸福。儒家、法家尽管文化走向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目标是安抚民众，改造社会，稳固统治，伸张王权；而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把人们的目光由现实世界引向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感悟，而对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深恶痛绝，从而走到儒法的反面。而恰好在这一面，道家走向对肉身的感悟，强调了对精神自由的思考，把文化的视野收束到了个体那里，追求一种柔弱、安静、素朴、自然的生命状态。

至此，春秋时期的主要文化流派都已生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发展出了“王道”；在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那里，膨胀为“霸道”；而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那里退化为“无为而治”。这三个文化流派构成双重对立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多重缠绕的张力结构中彼此制约，相克相生，不断生成和释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现浓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和“礼崩乐坏”有直接关系，社会危机催生了诸多思想家及思想流派。

B．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各种思想主张纷纷提出，孔子、管仲、老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对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C．儒、法、道三家思想均是为了使诸侯国解除内忧外患，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儒道文化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是由于“礼”的出现。

D．儒家文化属于政治文化，其基本框架是“礼乐文化”，核心似乎是“礼”。西周时“礼”是上层人士的特权，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仁”及“仁”的独立性使儒家文化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在“礼”和“仁”中，“仁”应该是核心，“礼”是依据手段。

B．孔子“仁政”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吸收并发展了殷周“礼乐文化”，以伦理感和道德心为依托，以“仁”为人性依据，把“亲亲”之爱扩大为“泛爱众”。

C．管仲属法家的主要原因是，执法严厉，表现较为强势，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终目的是延伸王权实现“霸道”。

D．道家在动荡的社会面前采取的是逃避策略，认为社会退步，文明才能发展；“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是逃避策略的典型表现。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儒法两家主张均体现了民本思想，两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而道家走向了儒法对立面，关注的是生命的个体。

B．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重性，正是这多重文化的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才让中华古老文化不断焕发出生命力。

C．孔子的“齐之以礼”，管仲的“‘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是同一种政治文化，而老子强调对个体生命的自觉感悟，精神自由，走向政治文化的反面。

D．老子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痛恨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采用逃避策略，因此道家思想是柔弱无力的，必将被历史淘汰。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盂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制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孟子将“王道”作为最高政治理想，他把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B．孟子反对“霸道”，他借助诠释圣王的历史与业绩来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其目的是为了引导历史的走向。

C．“民本”是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而“君本”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传统的基础，二者之间尖锐对立，势同水火。

D．孟子认为“霸”就是“以力服人”，其结果是“非心服”，如朱元璋废黜孟子祠、下令删节《孟子》的行为就是典型的“霸道”。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孟子》一书虽然能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但因为对专制政治有很大的冲击力，后世不少帝王对孟子其人其书是厌恶和排斥的。

B．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主张，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C．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两个方面的内容，它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

D．孟子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权是否稳定，君主如果能够行仁政，就会得到臣民的拥护，从而赢得民心。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孟子的“仁政”说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有严密的思想体系，但在当时‘普遍崇尚“霸道”的形势下，提出这样的学说是毫无意义的。

B．孟子把自己的“仁政”说托制于人们理想中的尧舜禹等圣王，既迎合了人们渴望理想政治的心理，也增强了自身学说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C．孟子追求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的“王道”理想，因此，他的言心言性与谈君谈民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D．孟子认为，仁爱基于善性，而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如能将其不断扩充和推广，那么，“仁政”学说就能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

二、论述类文体 

“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大量的观察表明：中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慢，则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的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频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呢？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了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车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来越多，事故越多，道路越堵；道路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而“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式过马路”形成原因的表达，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行人乱穿马路和“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缘自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

B．由于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从而增加了行人的焦虑情绪是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C．行人“闯红灯”并非都是故意的，有的是因为在交通信号类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而导致行人被动违规。

D．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现象频发。

【小题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

A．车速高低、道路宽窄、行人数量都与“中国式过马路”发生的几率相关，这种现象可以从心理学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B．中国的红灯等待时间比外国的红灯等待时间都要长，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不耐烦。

C．由于交管部门在制定交通规则时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影响了车辆通过效率，也给交警执法带来困难。

D．欧美国家的治堵经验告诉我们，单靠扩充道路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尽管拥堵不可能绝迹，但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

A．本文主要从交通行为和心理、交通设施和规则设计两个方面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的结论。

B．文章指出，以有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交通规则，才能有效地保证车辆通过效率，消除“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C．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面对这种快速变化，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的状况应引起重视。

D．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行为，需要政府在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的基础上，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

青铜器上的“纹/饰”
“纹”和“饰”通常被当做一个词，即青铜器上的纹状浮饰。但“纹”与“饰”还是有区别的：“纹”者“文”也，“文”既可以表示“纹理”，更有“文字”“文章”“文采”等意义；而“饰”有“巾”形，趋于“装饰”一义，其工艺内涵不言而喻。
“纹”与“文”因何相通一般的解释是“文”源于“纹”——鸟兽之纹启发了古人的造字思维，仓颉等人因而模仿足迹和毛羽，用交错的线条组织成形形色色的文字。尽管“纹”中有“文”，青铜器上的“纹”与“饰”却无法截然分开，因为青铜艺术讲究的就是“以纹为饰”。青铜器上的艺术表现手段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纹饰，而其中又以动物纹为主体。根据出土情况来看，早期青铜器上几何纹很少担任主角，在兽面纹、龙纹、鸟纹等大行其道的时代，几何纹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等到动物纹从青铜器上淡出，各种形式的几何纹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春秋战国之际，以几何纹为主体纹饰的青铜器已屡见不鲜，抽象的线条取代了具体的形象。
青铜器上动物纹与几何纹的此消彼长，与早期彩陶图案的演化历程甚相契合。彩陶图案早于青铜纹饰，当青铜器开始铸造时，古人或许已经习惯了以最具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的做法，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就出现过只有一对兽目的兽面纹。与此相印证，龙山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也有强调眼睛的兽面纹。兽面纹即饕餮纹，属于青铜纹饰的代表，宋人以“饕餮”为其命名，可能是因为饕餮的“有首无身”正好概括这种纹饰的省略性特征。兽面纹的特征是以兽的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眼睛在整个纹饰中居于突出的地位。这种安排预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抽象特征和写意精神：不重要的地方尽可省略，只保留最本质传神的部分并予以夸张表现。
人们还注意到，兽面纹的形成过程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向心性。以饕餮图形为例，“两条左右分开并置的夔龙，慢慢靠拢，两头部合并，最终形成一个了无拼合痕迹的饕餮头部”。这种从两侧向中心聚拢而构成的图像，透露了古代形象思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对称与平衡。
“纹”之所以能“饰”，依靠的就是对称与平衡之美。尽管青铜器上的纹饰到最后发展到以几何纹为主，但饕餮造型具有的巨大美学意义绝对不能低估。
然而就在动物纹趋于消歇之时，一种新的“纹”加入了“饰”的队伍，这就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包括一些“前汉字”)。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没有文字，图形文字繁荣于商末夏初。其中，表现动物的可谓“文”中有“纹”，如羽纹、鳞文、甲纹和翼纹等，这些纹样使得这些文字成了抽象与具象的中介——它们既有符号的抽象特征，又未完全褪去禽兽的“皮毛”。
一般人印象中青铜器是“以纹为饰”，在此我们看到了“以文为饰”。“饰”固然是一种辅助性的功能，但通过发挥这种功能，“文”为自身赢得了成为艺术主体的机会。
汉字的亦文亦图性质，导致它的表意功能和美学功能无法截然分开。汉字一直保持着对称平衡的形态，与其最初扮演的“饰”的角色有相当关系。如果没有在青铜器上度过自己的童年，中国的书法艺术很可能跳不出美术字的窠臼，无从获得那种自由奔放的生命感和力量感。
（节选自《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青铜器上的“纹”“饰”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从初始意义来说，“纹”中有“文”，“纹”是“文”的同义词，但“文”还有“文字”“文章”“文采”等更为广泛的意义。

B．“纹饰”指的是青铜器上的纹状浮饰，其中包括兽面纹、龙纹、马纹等动物纹，也包括几何纹和青铜器上的文字。

C．“纹”相对于“饰”来说，出现的稍早一些，古人较早地从大量的兽面纹、龙纹、鸟纹中发现了“饰”的美学意义。

D．“纹饰”是青铜器艺术最重要的表现手段，“饰”更多地强调其作为工艺手段的装饰功能，“纹”之所能“饰”，依靠的是对称与平衡之美。

【小题2】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彩陶图案与青铜纹饰都采用了以动物最具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的兽面纹，这在早期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上可以得到印证。

B．汉字亦文亦图的性质，使它的表意功能和美学功能无法分开，最终成为书法艺术的主体，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获得了自由奔放的生命感和力量感。

C．繁荣于商末夏初的图形文字既有符号的抽象特征，又未完全褪去禽兽的“皮毛”，“文”中有“纹”，成了抽象与具象的中介。

D．随着动物纹淡出青铜器，到了商代，以几何纹为主体的青铜纹饰不断发展壮大，抽象的线条取代了具体的形象。

【小题3】请分条概括兽面纹“属于青铜纹饰代表”的理由。（6分）
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汉朝时期的反腐败
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西汉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纵向的，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的考核，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是中央各部门，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 开始，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 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
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颖川太守，受存钱罐的启发，令手下人制成形状象瓶子，口很小，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有了这些举报箱，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告密。赵广汉根据得到的线索，组织力量打犯，使奸党散落，盗贼不敢发，稳定了社会。赵广汉因此名声大振，升迁为京兆尹。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元封元年，鉴于惠帝在各郡设置的监察御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把全国分了13部（部习惯上也称州），也即13个监察区，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刺史的监察对象，一为地方官中的两干石官员，即郡及王国长吏；二为诸侯王；三为地方豪强。主要是防止他们横行不法，欺压乡民，扰乱地方安宁。这使任刺史者既能代表中央有效地行使监察职任，又“咸劝功乐进”，对强化监察是十分有利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小题1】下列关于汉代“反腐败”的措施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代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是在对秦制继承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B．汉代初创的“三互法”， 后经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形成了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

C．汉武帝始行“见知故纵之法”，开始对国家官吏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

D．汉武帝时期，把全国分了13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西汉对官吏考核分为纵向的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的考核和横向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两大系统。

B．西汉武帝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C．西汉“三互法”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

D．汉武帝时的“见知故纵之法”规定刺史、郡守对赃官之贪行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由此可见汉代对腐败官员处罚十分严厉。

B．西汉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令手下人制成形状象瓶子，口很小，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发明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

C．作为监察官的刺史的监察对象为郡及王国长吏、诸侯王、地方豪强，目的是防止他们横行不法，欺压乡民，扰乱地方安宁。

D．任刺史者既能代表中央有效地行使监察职任，又“咸劝功乐进”，使在各郡设置的监察御史很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