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国学

方克立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个世纪起就争论不休。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

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略同于“古学”、“旧学”或“国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和、总称。我们通常说的国学，是指近代分科之学形成之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或者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六艺统四部”，“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中国古代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主张天地人贯通、文史哲贯通、儒释道贯通、真善美贯通、道学政贯通……而以成人之道为中心。“通”是以类分为前提的，中国传统学术分类集中体现在图书典籍分类中。《汉书艺文志》将中国古代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隋书经籍志》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以后不断调整、完善，至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

有人提议将国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我不赞成这种意见。因为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国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是从它转型发展而来的，因此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存在大量交叉重合。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之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其学科内容势必也要大大窄化，难以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实际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

对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源和血脉的国学，我们一方面要心存敬意，另一方面又要以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和前瞻的态度来对待它，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让它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选自《人民日报》）

医学的“混账”王一方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有些词语是需要进行一番甄别的。譬如“混账”，本来意义是商务交往中的“账目混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混账”变调了，逐渐演化成一个道德感、情绪感都很强的训斥语。其实，这世界是复杂的，许多事、许多学问都遵循“混沌”的原则与规律行事，不会全是“小葱拌豆腐”，需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以会计或审计的头脑处事，把“混账”的眼光与多元的思维统统打倒。

无疑，人类认识自身的医学是复杂的，它的身份就有些“混沌”。医学是什么？一直是一个问题，是科学？是人学？在国人这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都坚信医学是科学，只有“一小撮”人文学者认为医学也是人学，但在西方，“医学不是科学”的认知却是十分普遍的。或者可以折中一下，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基础医学是科学，临床医学更多的是技术与艺术，因此，诺贝尔奖的医科分项叫“生理学及医学奖”。

如果遵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统与立场，医疗活动中的许多程序与内容是必须入“另册”的。譬如“病因”，科学的病因学必须是客观的，因果链条的演进关系是循证的、确凿的。统计数学的导入提升了医学群体研究以及疾病规律认知的水平，但是无法突破“个体”医学研究的复杂性“高墙”，抵达“个体”人类的多样性、复杂性包裹的“真理内核”，因此，许多情况下，尤其是个体疾病的因果分析都是推测性的、或然的、片面的。现实的研究瓶颈是“脑科学”的精微奥秘至今迷雾重重，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与灵魂性，即心理、社会、人文属性无法在这里融会“并账”，只能简单“混账”。

病因学的“混账”必然波及到治疗学，科学的治疗应该是针对真实病因的“靶心”处置，但无奈我们很多情况下，无法寻找到真实的、彻底的、完整的“靶心”，也就无法给出病因学治疗，而只能做发病学、症状学处理，甚至只能做泛化的准心理学治疗。心术不纯者更是为了提取药品奖励，把有用的，没用的，甚至有害的药品统统堆上去，开的不仅仅是学理上，更是良知上“混账”的处方。

回顾一下近代医学的历史，检点一下自己的医疗行为：医学都干了些什么？都能干些什么？美国有一个不知名的撒拉钠克湖，湖畔有一座医生的墓庐，墓碑上这样写道：“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个墓志铭真实地表达了近二百年来人类医学与医疗的心态与姿态。

也许，仅仅从理论医学与伦理的层面来讨论有些“干涩”，我们可以回到鲜活的医疗生活中来“拉家常”。一个医师与病人共同的日常经验就是﹣﹣疼痛。在临床上，疼痛是最普遍的主诉，最直接的求医动因，是底座最庞大的“冰山之尖”。因此疼痛治疗遭受的社会批评也最多，如“治标不治本”的症状学处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治疗，其实，根子都在疼痛形成、表现的多元性、多样性、复杂性上。每一次疼痛的发生与演进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故事，都是一个心理、社会事件，甚至是一个精神事件，仅仅从生物学向度去解读是分内的，省事的，但也是苍白的，片面的。许多临床大夫不愿意接受“混账”的多元探究思维，而惯性地循着生物学还原论的思路继续“分账”下去，一时恐怕也难以指责他们。不过，一旦脑科学的秘密被破译，生物﹣心理﹣社会﹣人文的交换密码与机制被找到，局面就会发生巨变，到那时，人类不仅可以轻松地疗治疼痛，还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认识生命、疾病、死亡，驾驭自身的命运。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着眼于未来医学的远景，着眼于医学的“必然王国”境界，当下还应该有那么一些对“混账”的宽容。

（选自《读书》2006年第2期，有删改）

北京四合院的形与神

①北京四合院的大规模建设可以追溯到元代。元代定都北京，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元大都的建设包令有大规模的民居，四合院就是一种基本的民居形式。明代沿袭了元代四合院的形式，但对各阶层人士的居住建筑从制度、规模、色彩各方面均做了严格规定。清代北京的居住建筑继承和发展了四合院，特别是把宫室式第宅发展到了极至，这种四合院在规制、格局方面承袭了古代宫室建筑的特点，属于大中型四合院，院落二三重乃至多重，气派而豪华。目前北京遗存的主要是清代四合院。。

②四合院之所以能在北京发展完善，并形成一种代表性的民居建筑，是与北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北京地处华北地区，因此民居的最主要功能是解决冬季的防寒、保温问题，华北地区风大，冬天寒风从西北来，夏天巩从东南来，四合院坐北朝南，门开在南面，冬天可避开凛冽的寒风，夏天则可迎风纳凉。同时，北京四合院的院落比较宽敬，冬天有利于接纳更多的日照，夏天有利于通风。

③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应该是南北略长、坐北朝南的矩形院落，正好排列在东西向的胡同之间，大门开向宅南的胡同。儒家文化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影响，也体现在四合院内部布局上：内宅中位置最好的正房，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而后罩房主要是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④私密性也是构筑四合院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各统治集团必争之地，在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中，北京人选择了四合院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安乐窝。四合院中除大门与外界相通之外，一般都不对外开窗户，只有南房为了采米，在离地很高的地方开小窗。因此，只要关上大门，四合院内便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小环境。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给了内敛的中国人以很强的安全感。

⑤四合院的建筑埋念与文化内涵，构成了四合院的精神。四合院的建筑理念于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宗法制度和建筑风水学说。宗法制度是我国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体现在居住形式上，就是聚族而居，进而形成庭院形式的四合院，它鲜明地体现着古代社会的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不仅如此，四合院还具有维系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强化亲情，并体现宗族成员不同地位的重要功能。

⑥传统的四合院在建造和设计时，主要依据风水之说。例如标准的四合院是坐北朝南，成南北长、东西短的矩形院落，而大门则开在宅院的东南角，这些就是八卦方位中常说的“坎宅巽门”。“坎”是正北方向，占水位，在此方位上建宅可避免火灾。“巽”是东南方向，占风位，于此处开门是为了出入顺利平安。

⑦虽然四合院是一种非常宜居住宅形式，但在今天的北京，由于人多地少，大规模建设四合院式住宅已经没有可能性。

（节选自《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