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邸”本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早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后来作为地方高官驻京的办事机构，专为传递和沟通消息而设。汉代的郡国和唐代的藩镇，都曾在京师设“邸”，重在传达朝政消息，凡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有关官员任免调迁等都是邸吏们所需收集抄录的内容。“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此外还有“辕门抄”，即明清总督或巡抚官署中发抄并分寄所属各府、州、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清廷内阁还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叫做抄写房的专门机构，负责朝政新闻的发布。报房每天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除朝廷政事、谕旨和动态的报道全部照登外，奏折因数量较多而适当选用。
明清很多知识分子都有阅读《邸报》的习惯，顾炎武说他的祖父七十几岁了，还每天牵挂着朝廷的事，不间断地阅读《邸报》，甚至抄录成帙。以文人形象风靡于晚明的袁宏道，辞官归隐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世如此，将何底止？……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这些都显示，知识分子在《邸报》的阅读中，感受到朝廷乃至天下国家的具体存在，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对朝廷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在《邸报》的传播下，《邸报》光头强别耍赖的读者共同立足在务实层面上，共同思考政府的运作——朝廷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已成为裁断“天下”各种实际事务的权力机构。知识分子透过对这种具体事务的“参观”，进一步理解朝廷与天下的意义。这样，《邸报》就成为了知识分子与朝廷、天下，或者说是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一个中介。明末东林党的成立与发展，就与《邸报》有著密切的关系。《明史·顾宪成传》中说，顾宪成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廷的官员也和他“遥相应和”。这是因为有《邸报》作为中介，他可以及时获得信息、了解朝政，并和朝廷官员互通声气，乃至于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邸报》作为中介，这批立足于江南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持续他们对北京事务的参与，并凝聚成一股跨地域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明代的信息传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地域和社会阶层的隔阂。
当《邸报》透过行政系统由权力中心向外扩散，以至于构成传播网络时，它也就成为一个天下人共同观看的“舞台”。在空间上各自分散的读者，透过这个共同媒介的阅读，形成了共同的观看交集。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参与共同的事件，在共同事件的参与中，他们置身在一个共同的“参观”情境中，不只是观看，也可以进一步成为参与者。在这个参观的过程中，他们在理性上逐渐对耳目所不能及的社会情况有所认知，而在感情上也开始对“事不关己”的社会事件发生兴趣，因此逐渐培养出关于社会的想象，在想象中他们的社会意识也相随成长。可以说，社会尤其是跨地域的社会，就是因为有传播媒体在中间发挥了它的价值，不断刺激一般民众对社会的想象，使得这个社会成为一个真实可感的存在。
（摘编自《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作者王鸿泰）
【小题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邸”作为地方高官朝觐京师的住所，在战国时就已出现，汉代以后，朝廷将“邸”设置成传递朝政信息和政治情报的办事机构。

B．“邸报”是一种专门传递朝政文书、皇帝谕旨、臣僚奏议、官员升降调迁等朝政信息的新闻文抄，由各地派驻京城的邸吏负责抄录。

C．清代的“抄写房”代表朝廷对外发布朝政新闻，其发布的内容除朝廷政事、时局动态和谕旨外，还有大量的臣僚奏折。

D．明清时期，《邸报》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了解朝政、关心国事和参与政治的主要媒介，知识分子通过阅读《邸报光头强别耍赖》，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汉代和唐代，“邸报”的读者主要限于郡国和藩镇的高层官员，而到明清以后，《邸报》的读者范围已经扩大到了一般官员和士人。

B．以《邸报》作为媒介，明清许多知识分子理解了朝廷的权力运作，认识到朝廷在处理社会事务中的意义，从而增强了他们参与政府事务的意愿。

C．明代东林党充分利用《邸报》的信息传播功能和社会影响力，与朝廷官员互通声气，积极参与朝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D．当《邸报》不再受政府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一种传播网络的时候，每个置身于该网络的人都有了进一步认识和参与社会政治的机会。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邸报》类似于今天的报纸，随着明清新闻发布和传播机构的完善，它在构建个人与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B．顾炎武的祖父和袁弘道都是《邸报》的忠实读者，他们非常关心朝政和时局的动向，袁弘道更担心世事动乱会让他的隐居生活不得安宁。

C．《邸报》让跨地域社会中的人获得了共同面对社会事件的可能性，从而在理性和情感方面改变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D．在不断阅读《邸报》及参与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民众逐步产生了关于社会的想象，并藉此增强了个人的社会意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于艺术之范畴，必须具有艺木的终极属性，即诗性。诗性当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突出特征。小说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而反观当下的小说创作，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警惕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当然，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小题1】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语言能力是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始终标示着小说的创作水准，因此必须重视小说的语言表达。

B．直接描摹现实，太注重故事性，而不是“艺术的真实”，就不能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

C．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诉求，也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永驻。

D．当代的小说创作者们应该借鉴一些中外名家名作，努力在作品中创作出鲜活的意象，这样，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也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当今的一些作品迎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内涵和诗性品格，由此可知，作家创作应有自己的独立和坚守，不能一味地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

B．当下的某些作家，在进行不同的文体创作时，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诗歌和散文才是语言的艺术，而小说则是“讲故事的艺术”。

C．在小说创作中，要显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独有魅力，还需从古代文言中汲取营养，追求语言的简约和内蕴，而不能过度使用“欧化”句法。

D．意象不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营构了鲜活的意象，则必然会增强小说的诗性魅力，从而使小说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题3】请结合文本，分点概况如何提高小说的语言水平。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文后各小题。
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显著体现是“大团圆”的结构模式。这自然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相契合。戏曲“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的结局遵循着古人对于“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也同样体现着“悲者必终于欢，离者必结之以合”的“天圆地方”的审美轨迹。
剧作家对于“大团圆”结局的追求是由作家自身地位低下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我国古代，戏曲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受到“正统文学”的排斥。元代时，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限制汉人参加科举考试，大量的丈人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仕途的唯一道路，因此只能流落于坊间妓馆，以写词曲为生。《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以至明清律法仍有这样的条例。在这样的境遇下，剧作家则选择用笔来抒发自己的苦闷，消解现实的残酷，因此在戏曲中往往以“大团圆”的形式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表现对因果轮回的期盼。
“大团圆”模式适应观众的审美期待，体现着老百姓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和想象。只有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才能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把观众带入冲淡、平和的心理状态。李泽厚对这种“中和为关"的审美观念这样论述：“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是一种中和艺术。
中国戏曲始终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紧密联系。在戏曲中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必然是戏曲的旨归。这一诉求直接外显为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中国人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戏曲中也往往体现的是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等对立面的斗争。观众不仅要求欣赏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剧作家对事件的评价。因此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往往意在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告诫人们时时刻刻要做一个好人。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中国戏曲的显著特点就是其强烈的民间性，因此，剧作家的写作意图必然要从观众的欣赏意图出发，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演员表演惟妙惟肖，唱腔优美，故事吸引人，这都是观众需要的，而给戏曲中的人物安排一个合理的结局，更是观众所关心的。从我国戏曲的审关心理来看，观众看戏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娱乐，希望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通过戏曲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解脱，而不像西方戏剧那样进行沉重的道德说教和宣讲。
【小题1】下列有关中国戏曲追求“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

B．剧作家地位低下，向往美好世界，期盼因果轮回。

C．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劝诫世人为善。

D．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

【小题2】（小题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元史·刑法志》记载过词曲作者因被诬告而被处死的事。

B．元朝统治者推崇正统文学，戏曲备受排斥。

C．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需要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

D．戏剧的功能是消遣娱乐，给观众以精神的享受和解脱。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审美需求的角度看，相对于演员的表演技艺，中国观众显然更关注戏曲中人物的命运。

B．在我国古代，文人获得仕途的方式较单一，当科举考试之门向他们关闭，文人的结局就会很糟。

C．《窦娥冤》中窦娥平反昭雪，《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这都是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体现。

D．中国戏曲是随着城市的繁荣而繁荣的，具有强烈的民间性，颇受市民阶层的喜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重审“有文化”
张振涛
当代中国人依然朦朦胧胧地把传统观念中的“识文断字”“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作为一个人“有文化”的标准。这是古代培养精英的教育方式，确切地讲，是钦定的科举标准，而非判断其他行业人才的标准，但却被毫无怀疑地放之四海，套用到所有职业上。判断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常以能否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落笔成言、著文盈卷来判断，不管是鲁班、庖丁，不管是韩娥、阿炳，只要不“识文断字”，就统统属于“没文化”之列。一刀切下去，传统社会中的大部分技艺传承者，即从事以口头传承的行业，农夫商贾、绣工木匠、操弦乐师、戏曲艺人，总之，除了“士”之外“农工商”的所有“下九流”，就都被隶定在“没文化”之列了。
把大范围缩小到音乐界，文字上的“识文断字”与音乐上的“通晓音律”，确认方式如出一辙，音乐界也有另一翻版，是否“认谱”无疑是“识文断字”书面认定的延伸。不识字、不识谱的人，可以背诵大段大段戏文，集“唱念做打”功夫于一身，连续几个晚上演连台大戏，弹着三弦说数十本“平安书”，端着唢呐吹每套不少于一小时的“八大套”，人们还是不认。
在手工操作中展示出骄人灵性和技艺，一口气唱数千行、上万行叙事诗《玛纳斯》、《格萨尔王》的游吟艺人，用手中剪刀裁出与毕加索图案一般无二剪纸的村妇，制造出精美绝伦的瓷器几乎让世界把“瓷器”与“中国”看作一回事的工匠，通过肢体表现不可重复的整套仪式，集“巫、舞”于一体的傩戏、萨满、释比，全不算数！
文字如此高贵，音符如此低贱；行文走笔如此高贵，弹琴舞蹈如此低贱；吟诗作赋如此高贵，唱歌表演如此低贱。毫不客气地说，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没有多大改变。面对历史上出现的这类标准，人们常常思索，到底哪种标准更符合技术传承规律？学堂教育与民间传承孰优孰劣，似乎不易回答，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很难做出简单判断。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普及和传统价值体系的重新认定，让人跳出了科举式认定模式，看到了传统教育方式的优越性。“文化人”终于开始注重“活态”传承，知道了一个民间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文本”，如同印度格言所说：“一个诗人的死亡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活态储存与书本知识等价等衡，同样重要！尤其在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表演领域、声音空间。既然尊重人的价值，为什么只相信书本而不相信人呢？
【小题1】下列对传统观念中“有文化”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在传统观念中，“识文断字”“饱读诗书”是“有文化”的判断标准。

B．按照传统观念的标准，传统社会中的技艺传承者，都不在“有文化”之列。

C．传统观念认为，出口成章、落笔成言、著文盈卷就是“有文化”。

D．按照传统观念的确认方式，在音乐界，“认谱”就是“通晓音律”，就是“有文化”。

【小题2】下列对“有文化”的“认定模式”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以“识文断字”来认定一个人“有文化”，这是封建社会的皇帝定下来的。

B．技艺传承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认定模式。

C．活态储存与书本知识等价等衡，既要相信书本知识，又要尊重人的价值。

D．“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普及告诉我们，活态的传承更符合技术传承规律。

【小题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文字上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在音乐上就能“通晓音律”。

B．行文走笔、吟诗作赋是高贵的，弹琴舞蹈、唱歌表演是低贱的。

C．一个民间艺人的死亡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

D．在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表演领域、声音空间，活态传承更为重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 “厚风俗” ——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小题1】下列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唐律疏议》、《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律法的顺序，都是按照《周礼》中的治理模式来排序的，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致的。

B．管仲认为：“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这说明他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恪遵德礼。

C．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对那些不能严格自律、做出悖理违礼之事的人，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力。

D．传统法律常常把今天看来属于道德的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比如唐律中规定，发现有人犯罪就要处以杖刑。

【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法典中关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兼有保障国家秩序、安全等作用。

B．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追求“一刑独大”，制定法律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刑”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有敬畏意识。

C．唐律十二篇中，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

D．历代法典中都有“同姓不婚”的条款，但因为在实践中都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原则，所以违反这一条款的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立法者认为，人的能力越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如果违犯了法律，所受到的处罚自然也要加重。

B．《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因为刑罚为政教之本，其“正人心”“厚风俗”的功用不可小觑。

C．唐律规定对见危不作为者施以杖刑，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个体要接受社会这个特定团体赋予每个个体的义务要求。

D．传统法律中的很多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并不大，据此可以推知，这些条款在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