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种自由

熊培云

①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②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③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④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⑤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⑥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⑦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⑧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⑨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⑩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过度的信息依赖让我的人生不自由。不是么？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了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奇闻轶事上。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种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济宁方言特点浅析

宋胜如

关于济宁方言，比较早的研究文章是民国时期的《济宁县志》中的《方言篇》，文中对济宁地区的一些常用词语进行了解释。其中大部分词语沿用至今，如“清起来、绛、打闪、口头语、月老娘、奏、母量、出气、打扮、半吊子、抬杠、调三和四、兄弟、两乔”等词现在在济宁话中还使用。济宁方言的词汇非常丰富，其内在特点也很突出。

词语音节构成上的特点。第一，部分普通话中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在济宁话中为单音节词。如：普通话中的“彩虹”在济宁话中叫“绛”(音降)，该词于古汉语，在民国《济宁县志》中也有记载：“绛，虹也，冬韵转入江韵也。”《说文解字》：“绛，大赤也”。至今，该词仍保留下来，但年轻人已开始使用“彩虹”，“绛”有消失的趋势。第二，普通话中的单音节词在济宁话中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例子：熊——狗黑子，蛇——长虫，好——不孬。第三，普通话中的双音节词在济宁话中为多音节词，在我们的调查中，这种情况是最多的，如：磁铁——吸铁石，上午——头晌午，清晨——清起来，树枝——树枝子，睫毛——眼子毛，故意——耽稳地，忙——不得闲。

构词方式上的特点。济宁方言的词缀非常丰富。表现在数量上，济宁话除了“老、子、儿、头、巴”等词缀，还有普通话所没有的“拉、二、登、么、乎、棱”等词缀。表现在适用范围上，济宁话中词缀的适用范围较广，如“老”，普通话中，“老”缀构成动物名词时只有“老虎、老鹰”等少数几个；而在济宁话中“老”缀构成动物名词还有“老鸹、老鳖、老疥”等。表现在功能上，普通话中“子”缀一般只用于构词，而济宁话中“子”缀还常常用来构形，如“树枝子、面条子”等。重叠构词。济宁话中的重叠词也很丰富，既有普通话中有的，又有普通话中不重叠的，甚至还有普通话中没有对应词的，如：

AA式：亲戚——亲亲，围嘴儿——兜兜，馒头——馍馍，抽屉——抽抽，冰块——冬冬。AABB式：拼拼瓜瓜(莽撞)、意意思思(犹豫)、芋芋头头(缺心眼)、吱吱歪歪(讨人嫌)、咋咋呼呼(故意说话大声)。

词义方面的特点。词义包括理性义和色彩义两方面。济宁话中有些词与普通话理性意义完全不同，有些词则在色彩义方面与普通话有差异。

理性义。济宁话中有一些词在形式上和普通话一样，但其意义却有很大差别。如“姑娘”，普通话指年轻女子，在济宁话中则是“姑姑”的意思，年轻女子则用“大闺女”表示。“林”普通话是长在一片土地上的许多树木或竹子(树林、竹林)，而在济宁话中则指“坟地”，“老林”指自家的祖坟。有的词则是词义范围大于普通话中的词，如“鼻子”，在济宁话中除了表示五官之一的“鼻子”，还有“鼻涕”的意思。此外，还有“着”，在济宁话中，除了有“着火”“着落”等义项外，还有“传染”的意思：这病着人(意思是这病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除了理性义上的区别，济宁话和普通话在词语色彩义上也有很大不同。有些词普通话中没有，济宁话则具有非常强的感情色彩。贬义的：左撇拉子、王八羔子、瘸巴子、憨巴子、结巴子、哑巴子、拖巴子、败坏头(败家子)、绝户头(无子女的人，骂人的话)、甲鱼头(吝啬的人)、拐孤头(爱拨弄是非的人)、死拧紧头(非常固执的人)。褒义的：恶(厉害)、廉力(表示做事干净、利索)、勤力(勤快)。

有些济宁话中的词语则有很强的形象色彩：长虫(蛇)、小小虫(小麻雀)、狗黑子(熊)、夜猫子(猫头鹰)、青皮(鸭蛋)。

济宁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还有很多，以上我们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要想真正了解济宁方言词汇的全貌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选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有删改)

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猪等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