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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为何能成功
孙建中
①晋商是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的一支强劲的商业团队。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世所罕见。他们能从卖豆芽、卖豆腐这样的小本生意成为雄霸全国的商业巨擘，关键在于他们能坚持信誉至上的理念。梁启超曾感慨地说：“晋商守信用。”
②我国传统社会有长达上千年的抑商、鄙商传统，不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高论，也有“无商不奸”的俗语。民间流传的传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无不充斥着对商人重利轻义、逐利舍情行为的刻画和批判。明、清晋商以立人为先，强调诚信为本、利以义先，诠释了义与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
③晋商为长途贩运商，后来又发展为票号商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既然要利以义先，就首先要做到取利有道，要“公道待人”“童叟无欺”，要“勤俭为先”；其次，利要服从义，要为义舍利。光绪初年，山西连续遭灾，以致饥民饿死。祁县商人乔致庸率先开仓放粮，县里其他富商群起效仿。结果祁县逃亡人数为各县最少。
④晋商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和气生财。
⑤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诚信看得高于一切。经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他们深知只有讲信誉，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于跟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上丧失，必然招致失败。因而诚信不欺是山西商人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信条。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在山西商界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
⑥晋商信用也体现在会馆的建立，可以说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体现晋商信用的一个行会组织，也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随着晋商经济活动在全国范围的普及，山西会馆也随之分布于全国各地。会馆的作用也体现了晋商的信用：敦睦谊，联感情，本着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原则以谋求共同的利益。当同乡人有困难时，会馆义无反顾地给以帮助。会馆每年都要拿出一些经费作为无依无靠的贫苦同乡生病或死亡后补助或丧葬之用，并且设有一处或数处“义园”，作为同乡死后停灵埋葬之用。
⑦会馆还是祭祀关公、财神及本行土神的场所。山西商人最为仰慕关圣。他们以关圣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圣的“信”来取信于民，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圣，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为其修殿供奉。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建筑就是关圣的神殿，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会馆修建成关帝庙的形式。晋商以关圣的信义来衡量和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足见关圣在晋商精神世界里的作用和地位。 
(节选自《诚信晋商》，山西古籍出版社)
【小题1】梁启超曾感慨地说：“晋商守信用。”请分条概述其体现在哪些方面？（6分）
【小题2】第二段引用“圣贤高论”和“俗语”的用意是什么？请简要说明。（6分）
【小题3】晋商建立会馆祭祀关圣的目的是什么？（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民族都会有一个本民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民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赢政”，刺杀赢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娃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小题1】下列对中国人姓与氏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的姓最初是一个氏族用来区别于其他氏族的专用名称，在一个氏族内部，其全体成员的姓是相同的。

B．中国人的姓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都从“女”字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C．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氏族内部一些成员的血缘关系逐渐变淡，甚至相互失去了血缘关系，用以相互识别的“氏”便产生了。

D．先秦时期，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是高一级的结构；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是次一级的结构。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今人错误地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应该是误认为“姬”是他们的氏。

B．春秋时期的盂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从氏的方面追溯，他们的始祖不同；从姓的方面追溯，他们又是同一始祖。

C．先秦时期，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追溯；与此不同，氏所代表的家族组织的始祖大多可确切知晓。

D．战国时代，由于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姓氏制度也发生巨大变化，其中首要的变化是姓与氏合流，融二为一。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姓与氏在先秦时期虽然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却都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用以相互识别的符号

B．姓氏合流之后，同姓却不一定同祖，原因在于合流后的新姓多自以前的氏转化而来，而先前同样的氏未必是同一个姓。

C．战国时代，姓与氏合流，不论单称还是合称，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两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了。

D．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大概是因为姓最初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而氏则产生于母系社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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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画历经发端、童稚、成熟、升华的漫长路程，由实用而艺术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呈现方式，饱含着静观情思，烛照着成仁之格，深蕴着体悟之道，映射着华夏人文，承载着中国人静观宇宙、发现自然、格物致知的看法，内省自身、立身处世、修辞立诚的态度以及对美与永恒性的追求。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常能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点线皴擦、风姿绰约的笔情墨象、“似”与“不似”的意态呈现、冲淡玄远或冲突涌动的静谧视觉，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足令观赏者“衣带渐宽终不悔”地展玩不已的，正是画作中种种对抗而平衡的巨大张力所予人的艺术审美愉悦。 

欣赏中国画，其要在意象、在技法、在韵致、在境界，其法在观物、在游心、在体道、在畅神。须紧扣意象和技法这两大介质，从物我、情景、形神、体道等意象归纳和线条、形态、色彩、构图等技法剖析两途，层层倒逼，以迫近画作的风神和特质；透过画作的物化形态，体悟主导其意象创构和技法表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内核，即生命、节律、体势、气韵等主体价值，品味出画作的境界涵养之美。然而，就艺术而论，画作赏鉴或品评优劣，首在是否能令观者产生共鸣、打动其心，是否能使其从中捕捉并直通画家所欲传达的观念、思想、情绪，是否能令观者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而非“似”与“不似”。故赏画之先，观赏者必须知晓浸润、孕育中国画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欣赏中国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重大关窍。

若以人物、山水、花鸟画类分而论之，则人物画所重之“传神”，即拟借由描摹直观可视的人物表情、眼神、形体语言、肢体动作、背景布局等，表现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求取以形写神之功；山水画所张目之“诗情画意”，即拟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雄壮或秀美、粗犷或冷峻、俊逸或萧散之多元样态，力追景中寓情、情随景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独造，亦即拟以高、平、深“三远”的画面结构之法，与“计白当黑”的虚实处理之法，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紧密糅合；花鸟画所言之“石分三面”，实指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等的“道”和“理”，其中深蕴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

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己度物、将心比心，并以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情，万物趋灵”，正是以“人”的文化去体验“物”的生与化；所谓“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则是将“物”化为“人”的文化载体。为此，中国人常以“情”“趣”“势”“韵”“神”“气”等生命姿态的语汇来探讨艺术，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始终融汇于生命运动之中。

由是观之，欣赏中国画，可循着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文学艺术特质以及中国画色彩魅力等途径，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逐步展开、深入。要完成这一欣赏过程，需要敏锐的直觉，需要情感与想象，需要观赏者的主观态度，亦需要理性、确切的知识，需要中肯的判断。惟其如此，方能领略中国画的文化背景和气韵风神，陶冶情怀。

（摘编自杨明刚的《中国画的赏画之法》）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优秀的中国画以灵动的点线皴擦、绰约的笔情墨象、似是而非的意态呈现、多元的静谧视觉形成情感张力。

B．欣赏国画作品的方法，重在通过意象归纳和技法剖析两个途径，层层倒逼，来不断贴近作品的风格与特点。

C．山水画的审美特点，是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多元样态，遵循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的规律，力求情景交融。

D．欣赏者只要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段，就可以领略中国画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待点。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在对国画发展历程的概述中突出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呈现方式，为后文阐述赏画之法介绍了背景。

B．第三段先总说欣赏中国画的其要其法，再从意象和技法两途分述，最后总说观赏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C．文章引用“草木有情，万物趋灵”和“石不能言最可人”论证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己度物、将心比心的观点。

D．文章基于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层层论述，循着文化背景、艺术特质及色彩魅力等途径来谈欣赏中国画之法。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观赏者如果对浸润、孕育中国画这一艺术形式的中国文化的特质缺乏了解，那么也就不能领略中国画的气韵风神。

B．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词来形容国画的点线皴擦，正是中国人对美的认识融汇于生命运动之中的体现。

C．国画中的人物画若能描摹直观可视的人物外貌、动作、背景等，又能表现人物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便可以称得上“传神”。

D．如果一幅国画作品因令观者产生共鸣，从而获得画家传达的观念并受到启迪，即便它并非形似，也是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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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和谐圆顺之美
——浅谈潮剧老旦的表演艺术
黄少君
戏曲表演大师程砚秋先生曾说：“戏曲基本上是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的艺术。”因此，在戏曲表演中凡一切“形之于外”的动作，无论它们是从生活动作中直接取来的，还是从自然界借鉴而来的，都必须经过相当大的美化处理——提炼、筛选、变形、规整等等，合乎美学要求，使之充分歌舞化、程式化、装饰化，从而凝练、沉淀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美化形式。虽然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但在戏曲舞台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却是高度区分开来，这是由于中国总体艺术强调情感因素，重视情感表现的特征，所谓“事为情用”，“以情驭事”，决定了中国戏曲是一项情感大于理智的审美活动。譬如，戏曲舞台上人物的一切情感都可以通过唱、念、做、打来体现，在这里技巧的娴熟与感情的浓郁都成正比例关系。所以，我认为一切出现在戏曲舞台上的形象都应该是美的，即和谐、圆顺的，只是艺术的真实表现手段与方式的不同。
说到传统戏曲的和谐、圆顺之美，又不由让我想提起自己所学之行当——老旦。我扮演过不少不同类型、性格的角色，但我想，无论是《闹钗》中温厚的胡母、《母子桥》中善良淳朴的许氏，还是《雷震天波府》《刘明珠出征》中刚毅豪情的佘太君与刘明珠，它们首先是女人，是母亲，这是人物的共通点，也是我在舞台上诠释这些人物首要的出发点。我从演女人，演母亲的角度出发，以女性间特有的理解沟通与这些和我距离甚远的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舞台成为了接通今古时空的轨道，这其实更是一种情感化了的美学评价，它凝聚了我对生活和人物的全部的真情实感。
老旦，年纪虽大，但性别仍然是“旦”，这决定了我们在塑造人物时要考虑人物的身份、性格、处境，以求：学+科+网Z+X+X+K在表演时演出人物的气质与神韵来；相反，演出来的只能是人物的苍老和暮气。老旦是以扮演上了年纪的老年妇女为主，纵观潮剧舞台上扮演过的剧目，属于老旦站“中间儿”的折子戏或中型戏实在不多，大型剧目就更少了。在客观上局限了这一行当的开拓与发展，又由于历史因素，旧时候老旦多由戏班中的老生行当兼演，即使是专演老旦者也是由男性演员扮演，而且在表演上重于唱功，不甚重视身段表情，这造成了这一行当演唱苍劲、硬朗的表演风格。作为新一代的戏曲演员，如何使戏曲贴近生活，靠近时代，满足当今观众的审美需求，是在古典戏曲舞台艺术与现代意蕴中寻找契合点的一个尝试。
潮剧老旦艺术从历史来看，它是在不断借鉴、丰富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艺术创作也在尝试着在借鉴、丰富和发展的道路上探索。戏曲需要发展，传统戏是前辈艺术家们留下的精华；新编戏是我们运用传统进一步展示戏曲魅力的载体，塑造角色更需要演员个人的文化修养，新世纪的演员不能只是艺匠或是前辈艺术家们的克隆，时代需要我们承载起戏曲文化传播的责任，技艺无境，学海无涯。
（选自《戏曲艺术》，有改动）
【小题1】下列关于“戏曲的和谐圆顺之美”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戏曲基本上是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的艺术。”是程砚秋最先提出来的，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

B．中国总体艺术强调“事为情用”，“以情驭事”， 于是在戏曲舞台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区分开来。

C．作者赞同程砚秋先生的观点，认为一切出现在戏曲舞台上的形象都应该是美的，即和谐、圆顺的。

D．戏曲表演中凡一切“形之于外”的动作，都要经过相当大的美化处理——提炼、筛选、变形、规整等等。

【小题2】下列关于“潮剧老旦的表演艺术”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所学的行当是老旦，曾演过佘太君、刘明珠等人，作者以女性间特有的理解沟通与这些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

B．老旦的角色是以扮演上了年纪的人为主，作者所演的人物凝聚了作者对生活和人物的全部的真情实感。

C．现在老旦这一行当演唱的风格是苍劲、硬朗，这与以前专演老旦者由男性演员扮演，在表演上重于唱功有关。

D．戏中虽同为老旦这一角色，但人物的性格却千差万别，如胡母的温厚、许氏的善良淳朴等等各有不同。

【小题3】下列关于上文的分析和概括，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章作者从自身的演唱经历出发，指出时代需要我们承载起戏曲文化传播的责任，号召年轻人应不断学习。

B．演老旦时，一定要考虑人物的身份、性格、处境，不然的话演出来的只能是人物的苍老和暮气。

C．作者以为潮剧老旦艺术是在不断借鉴、丰富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而作者的艺术创作也在借鉴、丰富和发展的道路上探索。

D．传统戏是前辈艺术家们留下的精华，里面的角色都很鲜明生动，演员在表演时注意把握即可，与自身文化修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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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城管”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时期就有城市了，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卫生、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城管应运而生。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
在古代，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
《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宋刑统》也有类似的规定，“侵巷街阡陌”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小题1】下列有关古代“城管”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城管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首都临淄。

B．虽然古代没有“城管”这种叫法，但是现代城管的职能在古代常由相应的一些机构承担。

C．古代城管同时也是士兵，晚清时才换由警察承担这一任务。

D．宋代城管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是现代城市管理者在街道上画线的源头。

【小题2】（小题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规模小，功能不完善，不需要专门的城管人员来管理。

B．一些令古人伤透脑筋的城市管理问题，同样也让现代城管部门头痛不已。

C．为防止“侵街”，避免随意违章搭建，宋仁宗曾集合多部门“综合执法”。

D．古代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等越来越多，很难禁绝。

【小题3】（小题3）古代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和措施，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唐代摆摊在政府办公地30米以内者，要马上恢复原状，否则将被“杖七十”。

B．宋代法律规定，知有人破坏公共卫生，当事人受罚，“城管队长”也要挨打。

C．明代规定，破坏公共设施、随地大小便者，要被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D．宋代对于违章建筑，有时不仅要强行拆除，还要求司法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