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在中国的文字造字中是会意字，甲骨文香字的形状象征，上半部为禾，下半部是锅，表示锅中煮着禾薯散发的香气。在人类远古时期，能吃热食就是美妙的满足，象征人类的原始需求已经达到心身合一了。香气开始于我们的嗅觉官能，启发人类对香气的美好想象，进而形成了优雅美妙的中国香席。

什么是香席？香席是经过用香工夫之学习，涵养与修持后，升华为心灵美感的一种生活形式。香席既不是改变气味的熏香行为，也不是与宗教活动类似的焚香祈福，香席是一种通过香作媒介的文化活动，不是单纯嗅觉上品评香味的品香。香席不是在寻求精神的归宿和慰藉，而是生活修养——在香席的世界可以上追魏文帝邀集建安七子品迷迭香作《迷迭香赋》的风雅，更可以缅怀苏东坡和黄庭坚诗歌合唱的浪漫情怀；还有文徵明燃香作《焚香》时的悠悠心境。

品香既是一场别致的雅集，也是一次和心灵的对弈。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当下，风雅了千年的熏香，是附庸风雅也好，是真雅致也罢，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正迎来大好时代。中医认为，沉香本身就可入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除了直接入药外，沉香还具有解秽流芳、驱虫避邪、正念清神的效果，尤其因为味道清柔甘醇，利于摄定心神，可帮助人修身养性。很多沉香的爱好者热衷的缘由是，品香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和嗅觉的审美过程，能安神、静心，给人以空灵平和。

香文化传到日本，香道修养也成为日本王宫贵族女子成人礼必备考核技能之一。日本现在流行的香道形式，主要是借鉴了唐宋时期隔火熏香的方式和方法，但中日两国香文化内在追求、熏香过程及香品内涵是不同的。日本香道更多的追求是形式，重过程。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划时代的开创者，便是唐代的鉴真和尚。公元753年鉴真东渡成功，为日本带去了佛教、中医，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中药及沉香、檀香等香药。实际上，我国香学最早传于日本的时间还要提前近二百年，当时朝鲜的“遣华使”、来华僧侣及留学生将品香用具带回朝鲜，后来辗转传到日本。

香道是一种耐性的训练，也是一种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训练，训练人细致如实地品尝生命，让人们对一阵风、一片树叶，对世间的一切都有感觉。香能打开人和自然界的门，让生命充满爱与被爱的喜悦。品香是一种修炼，是一种找回自我感知的方法。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静下心来品香，能恢复长久以来已经麻痹的知觉，敏锐捕捉自己对香的真正感受。品香后勇敢与别人交流闻香体验，不人云亦云，这是品香的精神。健康才有快乐，安心才得自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品香也是使身体健康的方法，先贤强调的品香境界是“静心契道，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

品香，身体与智慧并行，健康与快乐同在。

（摘编自龙超《品香：心香一瓣》）

“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

羽戈

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汉语的音韵之美。譬如“我爸是李刚”一语，从字面上看，平淡无奇，呼喊起来，却大气磅礴，如倒峡泻河，飞流直下三千尺。

李启铭之流，现在叫“官二代”，按传统的称呼则为“衙内”。据考，衙内一称，起源于“牙内都指挥使”一类官职，因这种亲卫官多由高官故旧子弟担任，后来索性将“牙内”改成了“衙内”，用以通称官府人家的孩子。

古典话本中，不乏衙内小霸王的身影。最著名的自然是《水浒传》里那位高衙内。他爸爸是太尉高俅，掌管一国军政，比李刚显赫多了。高衙内相中了林冲娘子，威逼利诱，弄喧捣鬼，直至将林冲逼上梁山。我听人一说“衙内”，必先想起这位花花太岁。

长此以往，历朝历代便形成了一种藏污纳垢的衙内政治学。其要点如下：其一，一般而言，衙内本身并无权力，他们手中高举的巍巍权杖，不是来自国家的赋予，而是出于父辈的租借，直言之，就是狐假虎威。可别说，这虎威的威慑力，并不次于官府这头老虎。由此，权力出现了私有化的传承迹象，由父子私相授受。当然，也许一国之权力原本就是一个社团，乃至一家一姓所私有，但大宋朝的私，与高太尉的私，明显不是一回事，前者名目上依然得拉“公”之虎皮。于是，大权力藏小权力，公权力藏私权力，以私乱公，因私废公，权力内部恶性循环如斯，能繁衍出什么好果子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高太尉们并非君子者也。

其二，乍听上去，“衙内”就不是什么好词，我们熟知的衙内们，都是坏事做绝之辈。然而，衙内为恶亦有其道，他们不是打游击战，而是打阵地战，因此就有抱团之必要。衙内们团结起来，结党营私——这是衙内政治学的最高境界。修行到此境界，衙内便不会满足于调戏林冲娘子之初级阶段，他们必须考虑更正经、更长远的营生，变衙内为太尉，以图成就更大的气候，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有水平的衙内，根本瞧不起高衙内之流。

其三，施耐庵写《水浒传》，将助高衙内作恶多端的富安和虞候陆谦都写死了，唯独留下了高衙内，任其继续茶毒众生。这是为何呢？我以为，正是施先生窥见了衙内政治学的真义。衙内往往皆有安乐的收场，因为在专制国家，天意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天意，他们不受天意的眷顾，谁有资格领受呢？

犹记得今人拍《水浒传》连续剧，最终打破小说命意，由一帮泼皮将高衙内阉了，这毋宁是导演的一厢情愿。我却愿视之为一个宪政主义的亲切隐喻：那一刀，阉的不是高衙内，而是私有化的公权力。

我们无法定论，李刚是不是好官、清官；却可推断，李刚的家教实在不怎样，严格自律的家庭教育怎能教出这么骄横、猖狂的儿子。

高衙内害了相思病，高俅便找来富安与陆谦，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想来李刚读到这一段，必定心有戚戚焉。衙内犹如罗马城，不是一日落成。即便有了制度的缺口，高太尉们的溺爱与纵容，当是最有力的助推器。猜测太尉大人的意思，不仅弄权卫护其子作恶，乃至有意授权于子，传以衣钵，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有了高太尉，未必会生出高衙内；没有高太尉，则肯定没有高衙内。所以，衙内的病根，很大程度结在了太尉的身上。阉了高衙内还不够，必须阉了高太尉。

（节选自《杂文选刊·职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