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比起老版，少了许多抒情意味的特写，叙事节奏加快了，这大概是它的优势。但为了戏剧冲突，也改变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历史片段。比如十八镇诸侯是曹操发矫诏召集的，袁绍不过是应诏来与曹操会盟，但剧中曹操却成了会盟的后加入者。我想名著改编，既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剧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国迷的感受。有些细节就不该有明显硬伤，否则的话，会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新剧不仅以“曹操视角”来统领全剧，甚至想将之塑造成一个“新型英雄”。这些年一直有为曹操平反的呼声，似乎有了“国家统一”的大义，政治家是否仁义与奸诈已变得不再重要。其实中国人看历史，注重的是行动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历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现代人多关心成事之人，然而中国史观并非如此。从诸葛亮到关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

忠实原著，或者创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会遇到的难题。当然重拍者，都会说自己尊重原著精神。但创新一定得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下处在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缺失不是说没有价值观，而是指人们的价值认知中缺少了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判断，衡量价值的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权力或成功。虽然人人可能重新阐释与演绎名著，但学问与情怀的高低，却能因此立判高下。因为名著不仅携带和见证了我们关于文明的公共记忆，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往往是普通作品无法比拟的。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A．东汉之前，用来承载棺椁下葬的木碑的规制有严格的规定，身份低于诸侯而高于一般士的大夫，其规制可能是“两个木碑，两根绳索”。

B．东汉初期的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南朝宋的《刘怀民墓志》，北魏的《寇臻墓志》都很注重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且富有辞采。

C．墓志包含很多文化信息，考古工作者可以根据墓志，了解墓主的时代、身份，甚至社会背景和文化风俗，墓志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D．最初的墓志因仿照墓碑而制，所以是直立在墓内的，顶部也无盖；后世的墓志顶部加盖，形制基本定型，并且都转为平放在墓中。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两千余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

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般僵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而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删改自《“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