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插图开始流行以后，一系列的插图术语也随之诞生，如“绘像”“绣像”“全像”“出像”"补像”“全图”等。每一个术语都代表着一种插图方式，这些术语和插图方式的变化，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息息相关。就明刻曲本插图而言，主要有“全像”（全相）、“出像”（出相）、“绣像”等几种命名方式。本文着重探究“出像”（出相）这一插图方式。

关于出像（出相），鲁迅先生的界定是：“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也是如此，“有的书籍，书页上面是插图，下面是文字，谓之‘出相’”，戴不凡先生则认为，“舍建（阳）版而外，明人刻小说戏曲恒多整页之‘出像’‘全图’”，即整页的插图谓之“出像”和“全图”。前两种解释与全像（全相）的概念接近，后一种解释认为“出像”与“全图”的意思相同。关于“全图”，鲁迅先生的解释是“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旧时线装本通俗小说，卷首有每回主要故事情节图画的，称‘全图’”，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和《汉语大词典》对于“全图”的解释也与戴不凡先生的观点有分歧，一者指向整页插图方式，一者指向每回故事情节的插图。

“出像”的命名方式多出现在金陵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和广庆堂所刊刻的曲本中。徽州、建阳和杭州等地刊刻的曲本中也偶有以“出像”命名的。万历元年（1573），富春堂刊刻了《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这是较早以“出像”命名的明刻本，全书采用单面整幅的插图方式，共126幅插图，每一幅插图分别对应一段内容，并在插图右上角以直列式标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世德堂万历二十年（1592）所刻《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的插图，采用了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崇祯年间刊刻的《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鼓掌绝尘》插图则采用单面整幅的版式。也就是说，小说中“出像”插图的方式是单面整幅或双面连式，用一到两幅插图表现每一回的精彩情节。

就戏曲而言，万历九年（1581）富春堂刊刻的《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商忠节癸灵庙玉玦记》是现存较早的以“出像”命名的戏曲本子，稍后的有世德堂万历十四年（1586）刊刻的《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重订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以及万历十九年（1591）刊刻的《新刊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月亭记》。这些本子的题名均是以“出像”进行标榜，插图为单面整幅的版式。《玉玦记》共36折、30幅插图，《还带记》共40出、24幅插图，《拜月亭记》共43折、10幅插图。细查这些插图会发现，插图所表现的情节都是与每折的内容相对应的。又因为在曲本传抄、刊刻的过程中，“出”与“折”往往是通用的，“出”也就具有了“折”的意思，“相”指故事情节图，那么“出相”就有了表现每出故事情节图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多少折内容，就有多少幅插图，插图往往表现的是比较精彩的内容和章节，平淡的情节一般并未通过插图来表现，所以插图与每一折的内容之间也并不一定会完全做到一一对应。如果说《玉玦记》中的36折，安排了30幅插图，还是力求一一对应的话，那么到《拜月亭记》中，43折仅有10幅插图，则是重点表现精彩情节了。以《拜月亭记》为例，这10幅插图的标题分别是“世隆自叙”“瑞兰自叙”“兄妹逃军”“隆兰遇强”“世隆成亲”“兴福离寨”“汴城聚会”“试官考选”“官媒送鞭”“成亲团圆”，均是书中最精彩的情节，也是后世选本中选用最多的几折。

由此可见，“出像”插图最初时是采用单面整幅的方式，用一到两幅插图表现每一出的精彩情节，后来慢慢出现了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可能由于商业竞争和书坊主趋利的关系，书中“出像”插图的数量开始减少已经无法和每一出内容一一对应了，只是挑选其中最精彩的情节进行表现，而平淡的情节则一带而过，出现了几出或几折内容用一幅插图带过的现象。

（摘编自《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

汉代篆书的文化精神

张中堂

篆书的应用遍及汉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书法艺术也在继承了秦代小篆写法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

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用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在文字政策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秦代篆书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就是李斯所写的泰山、峄山、琅琊台、会稽、之罘等刻石。李斯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法家之于审美采取的是“好质而恶饰”的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装饰。这也正是李斯小篆“省大篆之繁缛以趋简易”、笔画粗细均等、结体平正匀齐的原因。

秦亡汉兴，汉初采用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汉武帝时又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法家的审美思想相比，道家审美观超越了功利性的羁绊，而儒家审美观则强调了文（饰）与质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实用性也讲审美性，这是汉代美学思想对秦代美学思想的突破，也是汉代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汉代审美趋于开放，那么，地域文化对于汉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 一书中说道：“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

与北国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南国楚文化充满了想象、神人交织、赤兔金鸟、羽人戏龙……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那样，“佩缤纷其繁饰兮，芳霏霏其弥章”。注重雕饰、充满想象，是其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石等无不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书法也是如此，汉代篆书线条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起笔时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方圆兼备，虚实相生。瓦当铭文更能随形布势，随意生态，活泼多变；缪篆屈曲回环；鸟虫篆，笔画作鸟、虫、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

“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流动瑰丽的篆书，所表达的正是汉代崇尚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森严的秦文化之“法”与浪漫的楚文化之“意”在汉代篆书里交融，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明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兴盛起来。一般认为，修造园林是文人倡导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但此时勋贵武官亦多热衷造园。在明代“重文轻武”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武官效仿文士雅趣的造园行为，旨在打破缙绅士大夫的文化垄断，以便拓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勋贵武官修建园林、邀饮雅集的背后，是一张绵密复杂的权力关系网。

传统文人园林具有封闭与私密的特征，但勋贵武官多开辟自家庄园为半公共空间，承接文人墨客的游览聚会。南京的魏国公子弟常招揽南京文士至自家苑囿雅集，期间留下了不少咏景佳作。

勋贵武官开放私家园林，邀请文人墨客参与宴会，带有展示与炫耀的意味。他们一方面对文人的雅韵表示服膺，以求得到文士的认可；另一方面又要宣扬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打破由文士垄断的话语权。事实上，部分勋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人话语权下的传统园林美学，树立了自己的社会文化权威，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

首先，勋臣大将凭借身份优势，不惜花费重金修造庄园，有“尽损其帑，凡十年而成”者，从而形成自己的造园风格，唐顺之概言：“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缴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可见勋贵造园多有富丽雄奇之风，甚至带有一丝堆砌感，体现了贵胄之家的宏阔气魄。锦衣卫军官在追求雅筑的豪奢方面丝毫不输勋臣，史继书在家乡溧阳郊外“疏泉架壑为楼观，极宏丽”，开山断流，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镇将庄园则以雄浑奇诡的边塞风情见长，如榆林大将杜文焕所拥“五岳园”仿五岳山势而建，园中“怪石森列，或立或仆”。这些将门花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颠覆了文人审美下的小巧精雅的园林风格，使士大夫再也不敢轻视武官的品位。王世贞以修造和品鉴园林为能，但南京魏国公诸园壮丽的景观还是给他以强烈触动。王世贞对魏国公南园的景致做了详尽描绘，将惊叹和艳美的心情表露无遗。

其次，建于朝廷赐第之上的勋臣园林，带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烦琐的象征主义”，故勋贵世居京城，凸显了诸侯维藩、永拱帝室的政治含义。因此，那些传承百年以上的勋臣赐第内的园林就具有了非凡的神圣性，昭示着“不是策勋麟阁后，谁应开第凤台中”的贵族风范。这种风范显然对文士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

由于武官园林建造水准日趋精湛，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文官效仿勋贵园林的现象。由此可见，这些勋贵武官们在修造园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和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人对雅致文化的垄断，提升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

（摘编自秦博《明代武官造园活动及其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