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分析普遍认为，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短期内碳排放约束将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考虑在较长时期内碳排放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

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会随之发生变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转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路径机制。

机制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碳的“结构性减排”。也就是说，通过将有限资源优化配置到单位产值碳排放更低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机制二：通过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的“效率性减排”。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源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而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实现在既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和内涵式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碳排放约束条件加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即将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调整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而通过控制关键影响因素，模拟分析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收敛于最优理论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其中，机制一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资本、劳动项，体现碳约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生产水平提高；机制二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全要素生产率项，体现通过碳约束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生产效率提高。

虽然碳排放约束的作用机制一和作用机制二均对稳态下产出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机制一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终点的，而机制二中的技术进步却是无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约束的第一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约束的第二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充分发挥机制二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系统稳态下产出水平达到更高的稳态值。

（摘编自靳祥锋、任栋《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増长机制研究》）

根据史料记载来看，富民不仅向佃户提供土地、耕牛、种子、农具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投入大量生产成本，而且对生产过程也非常关心。苏洵说富民对佃户“鞭笞驱役”，应有言过其实者，但其所反映的富民驱使督促佃客耕种土地，并对相关生产活动进行管理，则应是租佃制下富民群体之共同行为特征。胡宏言，“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其所谓“约束”者，当是指富民主户对客户的日常管理。他还列举了一些不从“约束”的表现，其中一条便是“习学末作，不力耕桑之业”。由此可见富民对佃客的日常“约束”，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其生产过程进行管理与监督。

这还可用宋代官田出租的“监庄”之制观照加以说明。官府将系官之田出租给佃户，招募上三等富户充当“监庄”来进行监督与管理，并可影响到其秋成收入；官府根据所收秋成之多寡推赏，实质是对富民“监庄”之功效高低的酬奖；官府只招上三等富户充当监庄，说明富民已具备相关“监庄”之经验，而其经验的获得，当与他们对其私有庄田出租管理的实践密不可分。进而言之，富民将私田出租，其监督与否及管理水平之高低，应同样会影响其收成之多寡，也就决定了富民一般会对其佃户生产进行“监庄”性质的管理。实际上，富民对佃客生产过程实施的监督与管理是全面而细致的，包括收获环节也不放过，即使遭遇酷暑天气时也是如此。正因为富民参与到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其田“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提高了粮食产量与品质，增加了收成，与“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由此难获“美稼”的少地自耕者形成鲜明对比。

从佃客方面来讲，虽然取得完整的土地佃权进行经营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但由于其贫困的经济状况，需要富民“借贷赒给无所不至”，甚至“借贷种种，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费动百千计，例不取息”。而富民关心佃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本望租课，非行仁义”，为保证其收成所得，他们往往要考虑对佃户的生产过程进行干预，迫使佃户接受一些影响其自主经营的契约条款。且随着丧失土地的小农数量日渐庞大，“于是形成了一个竞争性租佃市场”。这个市场存在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由于竞争，使佃农不得不考虑如何种好自己承佃的土地，以保证自己租佃权的稳定”，同样也会加重佃户自主经营权的非完整性，让佃户接受富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管理与干预，上引苏洵与胡宏所言就可见一斑。在宋代的两浙和江东路等地区，定额租逐渐取代分成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佃户虽然因此而增加了收入风险，可其经营自主性却得到了加强。但即使是在这种租佃模式下，主家也当不会完全放弃对其佃客生产活动的管理与监督。

“兰亭”已成为了一个神话，无论在书法行家那里，或者非专业人士那里，“兰亭”俨然成为了一座不可触摸更不可撼动的图腾立柱。和其他艺术所不同的是，书法的历史是一个逆行的历史。当一系列经典范式被建立起来以后，后人始终在对于这些经典进行不断趋近化的效仿中建立起各自的历史谱系。这个描述很像是哲学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所描述的景象，时间的天使背向未来被狂风越吹越远。“兰亭”如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不可接近的艺术理想，却离尘世越来越遥远。尽管书法史上的图腾柱大大小小各擅胜场，但“兰亭”毫无疑问已成为了一切图腾柱中央最宏伟夺目的那一座。

这种艺术史上的偶像化对我们并无好处。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文化的琐碎和平庸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同时也看到那些经典的图腾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而人类的生命和创造力却在这些文明碎片的挤压之下变得举步维艰。关于“兰亭”的起源已几乎湮没无闻，和王羲之的其他真迹一样，大多已被历史的烈焰摧毁殆尽。要是我们通过那些残留的余烬来观照“兰亭”的出生证明，会发现实际上连这座图腾本身都是极为可疑的。

东晋这个朝代和以往不同，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厚今薄古”的风气。我们说汉魏风骨，实际上也强调其古意盎然，拥有一种经典化的理想美学。但是东晋时代除了个别人之外，主要的文化风气在于对经典美学的逆反。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哲学风气下，那种来自于汉代儒学的历史观被清谈式的玄学化的历史观所取代，同时在国家权力松弛的现实政治之下，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今世，期待在当下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经典艺术体式。

“兰亭”最初的经典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书法的传统尺度一度是汉魏时代的张芝和钟繇，然而到了王羲之出世之后，他将古拙的写作形态一改为妍丽之风，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赞誉。一种新的美学格局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但这种评价也常常带有争议。因此若干年后，当王羲之的七子王献之出世之后，很快就在书法领域取代了其父亲的位置，成为了大众所青睐的新对象。这样看来，王羲之的第一次经典化尝试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他确实得到了认可并纳入了经典的谱系，但是离后来“书圣”的地位，其实还很遥远。

问题就出在几个皇帝身上。当时代过了一百多年，走进梁武帝的年代后，“崇古薄今”的风气再度袭来了。这是一个知名的崇古帝王，他试图重新建立一系列关于书法的古代丰碑，重新激发起文化里对于经典的向往。问题随之而来，那些更为古老的书家作品，传世已然稀罕，他往前推算所足以找到的最为合适的书家范式，正是王羲之。在这样一种皇权和艺术经典权的共同策应之下，王羲之被推上了其生前难以想象的宝座。尽管后来梁元帝在战乱里焚毁了大量真迹，但这些在现实中的焚毁也恰恰让这些经典在精神史里变得更加牢固。直到后世皇家不断以王羲之作为珍藏，“兰亭”的“第一行书”和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就这样逐渐流传下来了。

这是一个简要的偶像建立史。我们知道，一座艺术图腾的树立并不是简单而孤立的事件，而要依靠无数波涛的合力才能够逐渐建成。问题是，这场复杂的历史事件在后来被简化成了一桩纯粹的艺术美学问题，仿佛“兰亭”生来就是为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而来的，这当然是我们在认知上的重大谬误。事实上，何止是“兰亭”，在任何领域建立起偶像丰碑，总会伴随着认知简单化的危险。要是对图腾的崇拜还混杂了一些其他的权力崇拜在里面，那局面就更加糟糕了。

（节选自《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