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知中国画理，无以言中国园林。”中国画与古代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绘画和建筑的关系在“界画”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汇点。界画发祥之时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它以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为艺术表现形式，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界尺来辅助画笔，勾勒建筑物或者器物的轮廓线。由于科学、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舟车等为对象的古代生活原貌，早期界画的使用价值、档案价值或许更大于审美价值，一些早已消失于大火或历史云烟中的中国木质古建，得以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记、想象和怀念。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唐朝时官至工部尚书的阎立本既亲自参与设计图的绘制，又熟谙于山水。从他开始，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渐渐从原来的宫观效果图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山水画。

中国古典园林正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山水画与古典园林建造，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自然的愿望。造园大师计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积香炉”时，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词“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筑出满目风情。唐代诗人王维，不仅创作了“画中有诗”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物质实体“辋川别业”。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织。中国园林重意境，重诗情画意，被称为“三维的中国画”，其美学境界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形态相契合。

在传统山水画中，画面的主次关系是很讲究的，如果喧宾夺主，画面就会混乱、平板。因此，山水画在构图时，首先要找出有特色的山和树作为主体。如明代戴进《关山行旅图》，画家将主峰置于画面中心，以精细的笔法描绘出主峰挺拔陡峭、直入云天之势；把江渚、远山以及水景放在次要位置，画得简括、浅淡，烘托出主景的雄伟、挺拔。整幅作品近浓远淡，富有层次，工细之中见豪放，雄伟之中见秀气。

古典园林的整体布局也很讲究建筑和空间的主从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主次分明、多样统一的效果。如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白塔，与其前面的琉璃佛殿，在色彩上形成洁白与金碧重彩的强烈视觉对比；塔的弧线造型和高居山顶的位置，更使其成为琼华岛乃至全园的主体建筑景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则以其巨大体量与四周建筑物形成对比，成为全园布局的主体和重心。此外，形状对比也是园林布局的常见方式。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忌将主题和盘托出，主张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画面的中心思想。要把握好这个火候，“藏”与“露”的拿捏非常重要。如元代王蒙所作《长松仙馆图》，画面下方近水的岩石与长松交错，松涛阵阵似可听闻，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两处有藏有露的山居茅舍，传达了“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的意趣。

中国古典园林为表达园景意境的深邃，也会把某一景物通过山石、建筑、植物等遮掩一部分，使人看不到全貌，产生一种欲显而隐的含蓄美感。如苏州留园的石林小院，由于院墙、门窗遮挡了一部分山石，从院中看到的石林小景便呈现些许神秘感，表现出含蓄的审美情趣。苏州拙政园的花木隔、山石隔等更是运用这一造景手法的典范。

除了上文提到的“ ”、“ ”之外，“疏密有致”“动静皆宜”“虚实相生”等也作为传统山水画基本的绘画原则被古代造园家以各种形式广泛运用于造园实践中。

（取材于牧戈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含的东方审美重新引发建筑界关注，我国一批前卫建筑师及学者开始致力于将园林思维引入建筑设计中，力求将园林式审美意识及空间营构方法移植和转译到建筑创作领域，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本土化实践。

北京红砖美术馆是一座鲜见的内有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美术馆，整体设计汲取了中国造园艺术精髓，呈现出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园林式布局。美术馆设计精妙之处很多，一是遵循景观要素的布局法则，恰当处理山石、水流、墙体、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山林、岛屿、山泉、沟壑等自然意象，演绎出中国古典园林山、水、林、石、人共融的绝妙意境。二是运用大量光影要素，通过变换窗洞口的大小、形状、角度、深度等，利用光影关系弱化空间分界，构成了蕴含东方审美观的共融式古典园林空间。设计者还运用了框景、借景、障景、漏景等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手法，行走其中，步移景异。如美术馆入口设计先收再放，营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安徽绩溪博物馆的设计实现了徽州文化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与创新，是用现代建筑技艺与材料诠释江南园林文化、意境与空间的成功案例。整个博物馆参照古典造园法则设计立体化观景路径，池水、假山、瓦墙、水墙、古树、台阶、窗洞等相互掩映，共同构成悠远深邃的中国画式园林景观。

博物馆屋顶营造了山的意象，金属式混凝土材料的青瓦屋面在雨天呈现深浅不一的色泽，远观如高矮不等的树木，赋予博物馆以山的细节和灵气。主入口庭院的视觉焦点，是一座由片状墙体排列而成的“假山”。这座“片石”假山，表面配以水刷石材质，与池岸相融，山池一体，相得益彰。“假山”之后有粉墙，状如中国山水画之宣纸裱托；再后为“瓦墙”，其形有如顶部“屋山”之延伸，层层叠叠，显近远不同之无尽深意。“片山”想法源于《清明上河图》中特殊的山石绘法，山体形态则源于明代《素园石谱》中的“永州石”。“假山”、“屋山”和越过古镇片片屋顶而望得的真山，让人与这层叠深远的人工造景及自然山景相感应，得以“会心不远”，达致生命的诗意寄托。

“水墙”是博物馆设计的又一亮点。最初设计方案是用白灰掺墨方式做出如古徽州传统白石灰粉墙一般的斑驳沧桑的墙面肌理效果，但因墙体外保温层无法像传统青砖一样与外层灰浆吸融贴合，设计者最终选择了水波纹肌理的白色质感涂料，打造出“水墙”。一道道“水墙”，恰如中国山水画中将山景分层隔离的云雾水面，它们与池中的真水一起，映衬着“屋山”和片石“假山”，营造出深远的意境，成为绩溪博物馆“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取材于李晓丹等人的文章）

（链接材料）

“篱苑书屋”位于北京郊区接近群山的地方，是一座方形建筑，以方钢作为主要构件，外围护材料使用钢化玻璃，玻璃外侧被4万余根长短一致、粗细相当的柴禾秆密密匝匝地包裹。从远处看，屋前水面、水边栈道、平铺的卵石路围护下的裹满禾秆的篱苑书屋，犹如生长在山谷中的巨型鸟巢。

建筑内部唯一的隔断是混凝土大门处的玄关，浓缩的入口空间为接下来主要空间的呈现做了铺垫。书屋内部主体空间由大台阶及书架组成，书被摆在台阶下面，台阶成为主要的看书空间。书籍排布随意，读者可以任意抽取自己感兴趣的书，找到一个舒服的座位静心阅读。屋内没有人造光源，阳光透过夹在立面及屋顶玻璃当中的柴禾秆将斑驳的影子投射到室内空间，明亮而温和，读书人仿佛置身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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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国学

方克立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个世纪起就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太笼统、太模糊，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本不可用（“学无分中西”），作为一个时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又边界不清，因此建议不用或“缓行”。然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已广泛流行，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与其建议不用或“缓行”，不如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争取对其内涵和外延达成基本的共识。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

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略同于“古学”、“旧学”或“国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和、总称。我们通常说的国学，是指近代分科之学形成之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或者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六艺统四部”，“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中国古代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主张天地人贯通、文史哲贯通、儒释道贯通、真善美贯通、道学政贯通……而以成人之道为中心。“通”是以类分为前提的，中国传统学术分类集中体现在图书典籍分类中。《汉书•艺文志》将中国古代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隋书•经籍志》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以后不断调整、完善，至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不仅国学是山，而且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座山。就其内容之宏博而言，事实确实如此。就以四部中的“子部”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又分为十四类，其中每一类都内涵丰富，比如“医家”，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历代中医古籍13000余种，说它是“一座山”，并非夸张之言。

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国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是从它转型发展而来的，因此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存在大量交叉重合。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其学科内容势必也要大大窄化，难以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实际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

对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源和血脉的国学，我们一方面要心存敬意，另一方面又要以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和前瞻的态度来对待它，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让它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