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外交是指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以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谈判、交涉和对话协商为主要外交手段,处理环境领域中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制定有关行为规则以及采取环境治理阶段性达标的措施。环境外交的主体是环境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狭义上的环境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代表国家运用谈判、协商的方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广义上的环境外交的主体是以国家为主,但却不仅限于国家,也可是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环境外交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由环境外交主体、环境外交治理对象、环境外交运作方式三要素构成。

环境外交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萌芽自发阶段。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大会以“人类环境问题”为议题展开了讨论,以此为标志的环境会议在外交关系层次上得到推进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面比较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重视与积极参与；重点对象主要是应急性的区域环境问题,也没有形成环境外交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不成熟的自发阶段。

第二阶段是环境外交的蓬勃兴盛时期。１９７２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全球环境外交的盛大集会,１１０多个国家的代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真正意义的环境外交由此发端。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全球政治议程。环境问题逐渐涉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在政治上相当敏感。标志着环境问题的性质由传统的国内专业技术问题向国际关系的重大领域转型。这一阶段的环境外交开始初具规模,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讨论和制定原则性条文的范畴,重要的是开始进入具有实质性、定量化和目标化的制定与政策实施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环境外交基本形成,展现了当代环境外交的特征和风貌。

第三阶段环境外交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危险系数大为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议题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由边缘地带逐渐居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１９９２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公认为环境外交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启动了“环境外交”的历史进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纷纷将环境外交明确列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方面,并将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各自重要的活动议程,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２００７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又成为大国外交博弈的关注焦点,它直接触及各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环境利益问题。随着工业活动全面恢复,空气质量将很快再次恶化。清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必须取得平衡。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更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全球大国间和国家集团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政治博弈,实质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

(摘编自杨鲁慧《环境外交的起源发展及特征》)

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必定引起深刻的文化转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定民族或群体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在这种意义，文化转型同文化危机一样，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个体的文化习惯的改变、值信念或信仰的改变，还是特定群体或特定社会某些文化特质或文化理念的一般意义上自觉或不自觉的更新，都不能算作文化转型，只有在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观念、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转变，才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型。文化型和文化危机密不可分。一方面，同文化模式的常规期和稳定期相比，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同构成了文化模式的剧变期或革命期。在文化模式的剧变期中，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是同一历史进程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在总的文化冲突与剧变时期中，文化危机代表量变的过程，文化转型则是这一量变过程达到一个转折的关节点而引起的质变。另一方面，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本身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危机是文化转型的过程，文化转型是文化危的结果。即是说，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本身就表现为一个过程，无是现实社会运动或人的生活层面上的文化失范或文化冲突，还是社会精英层面对于现实文化机的自觉反思或批判，都是文化转型过程的重要内涵。

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不一定准确，对实物史料的鉴定又往往见仁见智，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具备考证的功力。清乾嘉时代，考证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典籍范围。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用甲骨文等考古资料（即“地下之新材料”）跟传统典籍文献（即“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杨向查等进而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自觉吸收了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研究历史，其中既有文字材料，又有非文字材料，如实物形态、图案花纹、装饰美术、民间信仰、风俗制度、民间艺术游戏、建筑遗痕等，21世纪初，又有学者把出土和传世的古代文物与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以外的第四重证据，以期达到“立体释古”的目的。

图像史料似乎是一种新的概念，但中国自古就有图史互证、从画面寻找历史痕迹的传统，方式之一就是古籍中的“左图右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代的岩画、铭刻、造像、字画等，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西方也有困像学研究这一学术门类，致力于研究图像的“自然意义”“常规意义”和“本质意义”，除了用图像印证历史之外，还考证图像本身的真伪，图像比文字更具直观性，也提供了可能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一切图片、实物、影视作品，都应该成为图像资料库中的藏品。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礼学，主要依据的是文字资料，缺少直观性。幸而古代礼学中有礼图传统，可以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五代宋初数崇义的《三礼图》，提供的是礼器的图像；南宋杨复的《仪礼图》，提供的是仪节的圈像。如今借助真人演绎，应用3D数字技术进行录影，更进一步改变了古代困像的静止状态，使传统礼图变成了“活动的礼图”。

图像史料中的岩画是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在非洲大陆，现保存了一千万幅岩画，其中有些动物题材的岩画已有两万七千年的历史。岩画中除动物之外还有各种人像，或从事狩猎，或从事生产，是人类祖先生活的原始记录。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也有三条连续性的人面岩画分布带，总长为四千余千来，这些岩画呈现了甲骨文、金文的雏形，可与上古神话相对应，证实中国史前出现过太阳崇拜，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弥补了先秦典籍的缺失。

年画也是一种图像史料。木版年画从宋代形成到明末清初大规模普及并流传至今，已逾千载，中国年画产地约有二十处，翻版刻印的地区则难以确数，年画题材广泛，蕴含着大量的民俗信息和历史文化信息，折射着民间的生命追求和精神信仰。

（摘编自陈漱渝《文学史料的鉴别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