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兼容并蓄的生成机制。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饮食广泛地、有选择性地借鉴和摄取了域外饮食文化的精华，这给自身注入了新的营养物质，使中国饮食给人们一种既古朴而又清新的感觉。

中国饮食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深刻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和”观念使得中国饮食活动充满了辩证意识，呈现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状态。中国古代的美食家同时又是美学家，从孔子到孙中山皆如此。他们多以美学思想来阐述饮食文化，或以饮食现象来说明美学深奥的道理。这样，饮食文化在深层心态中往往与美学等同了起来，扼制了中国饮食文化本身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中国饮食发达而理论水平萎缩的不平衡现象。还有，一些道德观念和美学规范在美食中得到潜在的反映，如尊卑、长幼的封建道德观和中庸、和谐的传统美学观，无不灌注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之中，致使饮食活动中的因袭重负把餐桌扭曲为一个社会。在餐桌上装进了如此多与“吃”无关的东西，如果说这不算是对“吃”的亵渎，至少也是一种“吃”的异化。

中国饮食最有魅力也最富美学色彩的就是“调和”。但是“调和”的中心是“五味之和”，根本目的是要调出“嘉味”，而绝不是各种营养成分的合理搭配、调合，也就是说，中国饮食忽视了其根本目的——为人体提供所需的一切养分，没有很好地较科学地将饮食的各种营养成分与人体的物质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饮食活动展现的美学意蕴既是深刻的，又是片面的。

中国饮食讲究调和鼎鼐，把味道放在首位，促进了中国烹饪技术高度发展，使烹饪成为艺术。同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饮食不仅仅是延续生命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出于保健养生的需要，甚至也不仅仅出于赠送或共享等融洽感情的需要，而是一种在严格规则支配下的郑重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中国饮食文化具有超越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这便使得人类从最初的味觉快感中感受到了一种和科学的认识、实用功利的满足很不相同的东西。于是，把“味”和“美”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中国饮食活动又深深地陷入功利之中，和礼仪及伦理教化、真善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饮食成为传播和实施封建仁义道德及礼仪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这一特点，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同样给予中国古典美学以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万建中《中国饮食活动中的美学基因》）

书法与国学有诸多联系，但不能直接画等号。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那么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不是就是国学了？不全是。举个例子，用传统文献学方法研究的传统书学，可称得上国学。

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八个字，把古今书法的道理说通了。而这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所以，凡遇古书论，都需用文献学方法，对所涉字词进行训诂学研究，这些自然属于国学范畴。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前者侧重于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践体悟。书学也是如此。

书学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字学，也即小学，小学又融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字学或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运用古代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诂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时常用“天真烂漫”一词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 “烂漫”一词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开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凋疏，字法散乱。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它不但需要对古代书论进行研究，更需要亲自实践。美感体验，或者说有关书法美的积淀，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荡漾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

所以，虽然书学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 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选自朱中原《国学与书法》，有删改）

医学上的失语症是指一个人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出现严重病变，他的语言认知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他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道德失语症不是指一个人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而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借助道德语言能力表达其善恶判断、善恶评价和善恶选择。医学上的失语症患者确实没有语言能力，而道德失语症患者是拥有道德语言能力但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发挥这种能力的人。医学上的失语症是非选择性的，而道德失语症是选择性的。

道德失语症患者的“道德失语”具有习惯性特征。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某个原因(如善恶判断失误)偶然性地道德失语，他还算不上道德失语症患者。道德失语症患者是那种对善恶不辨习以为常的人，他们习惯性地不以善为善，习惯性地不以恶为恶。因此，每当有具体的道德语境需要他们扬善抑恶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不发声。在应该弘扬善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在应该抑制恶的时候，他们也缄默不语。何以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语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勇气要求人类具有维护和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力。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一旦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行为，他们就是患上了道德失语症。

道德勇气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意德”是人类基于他们的坚强道德意志力而形成的一种德性。拥有意德的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勇于捍卫善的尊严，敢于贬抑恶的存在价值，他们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纵然是在善恶进行激烈博弈或尖锐斗争的语境下，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挺善抑恶。如果全社会的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气，挺善抑恶就难以蔚然成风，善恶不分则必然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道德风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道德勇气不足是一些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上不愿意或不敢发表意见的根源，也是他们患道德失语症的根源。

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个体需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特别是应该致力于锻炼道德勇气，以使自身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能够明辨善恶和扬善抑恶。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集体需要不断加强集体道德建设，特别是应该在集体内大力弘扬以明辨善恶为荣的良好风尚，以使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推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自觉地、勇敢地趋善避恶。善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种道德生活图景中，人类必须善恶分明。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善性难举、恶性膨胀的世界。治疗道德失语症患者是任何一个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的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个人和集体勇于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是一个社会道德昌明的重要标志。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2页上部分）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负传统望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名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