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还有记忆

刘瑜

最近，看了一部话剧《弗罗斯特》。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弗罗斯特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认错，而尼克松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不得不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西方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令我感慨。虽然尼克松在世时就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扔“石头”。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如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部电影反映那些苦难？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遍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弗罗斯特》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意图。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选自《民主的细节》，有删改）

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