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时代所需的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不仅需要建设“新工科”，也需要建设“新文科”，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创新。概言之，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提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支撑。

如今，我国正在实施网络强国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这些国家战略作为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大批新型工程科技人才，也需要大批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例如，无人驾驶技术已经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前沿方向。然而，目前无人驾驶技术推广落地的一大障碍是与无人驾驶配套的相关法律、公共政策等尚不健全，如何调整无人驾驶技术在应用中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还缺乏相关规则。这也说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支撑，也需要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支撑，需要培养一批了解新科技发展并能积极作出回应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了大量新兴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其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与合理运用等问题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创新突破口。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面前，哲学社会科学应主动与理学、工学研究相结合，为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有用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撑。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学会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这是运用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做到的。因此，将来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同样需要学习掌握编程、大数据采集和处理等技术，运用机器学习或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问题展开分析研究，成长为能够对未来技术创新和社会变迁作出积极回应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推进新时代文科建设，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凝聚起高校和社会新文科建设的共识。可以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文科大学以及单科优势大学中选取一些牵头单位，也可以按照不同学科门类展开探索，寻找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发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相关的新兴文科专业。也可以尝试先行推动智能法学、智能政治学、智能社会学、智能伦理学、智能新闻学、智能教育学等智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并将社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程。根据各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大胆改革、先行先试，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文科大学、一批社会急需的新兴文科专业和一批体现社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新课程，培养一批适应新文科发展要求的高水平大学教师，建设一系列跨学科技术及商业应用研发平台，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走出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新路。

（摘编自高奇琦《建设时代所需的文科》，《人民日报》2018年10月8日，有删改）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 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材料一：

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然而，自2010年以来，5年中有4年城市内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大幅上升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媒体报道也随之跟进。

城市内涝的“病根”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从全球气候大环境来看，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往年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更大的挑战。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大范围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之困如何解？》）

材料二：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根本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海绵城市示意图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三：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