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黄亚果

①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②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天、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于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③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④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7月22日）

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刘再复

如果说《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原形，那么《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它所凝聚、所体现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华文化精神，其中的英雄无私无畏、不知算计、不知功利，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红楼梦》也体现了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小说的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女子，以及浸透于全书的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拘囿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及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二人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化的英雄是造福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和《山海经》完全相同。

若以《山海经》为坐标和参照系，便可发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或自己想成为“天”。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编织为粗暴与凶狠，或埋葬天真与政治，走向天真无邪的极端反面，耍尽心术与权谋，智慧用于杀人与征服。两书袭用传统的“忠义”理念，但没有灵魂和精神指向——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鲁迅则用“三国气”与“水浒气”来描述，实在恰切不过。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到了这两部经典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

中国原形文化系统中，早期又有一个女性文化的原形。女性在原形中具有创世的地位，既补天又造人的创世者女娲就是女性，这是中国文化原形的象征。《山海经》中另一女性精卫（炎帝之女），化为精卫鸟后以填海为目标，是“补天”的对应性行为。西周时期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而怀孕生后稷。战国时期老子《道德经》中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牝常以静胜牡”的“雌性优胜”理念，反映出其哲学精神指向是重“水”性、柔性和雌性。这都为女性能站立于大地而奠定了哲学基础——英雄文化不等于雄性文化，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的合理关系；男性英雄应该充分尊重女性。这种雌性优胜的哲学是中国的原形哲学，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这种哲学的变形变质。两部经典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砍杀和利用女性，从而展示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页。

（节选自刘再复《双典批判》，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