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直接传承于今的第一手的殷商文学文献，即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第二类是经过后世传抄，但是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经被时人所认可的殷商文献；第三类是在周汉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下来的有关殷商时代的遗诗遗文、神话传说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它们不仅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的文学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发现。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还有“书”。《左传》中，对《尚书∙盘庚》多有引用，如：“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以此可知，殷商时代记载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文献应该是这些典、册和书。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记载中的典册文献，三者共同呈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态。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文字载体。

文学史可以有多种断代方法，但无论如何，从口传时代进入文字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后世文学相比，殷商文学的内容虽然还远不够丰富，文体形式也相对简单，但是它却展示了作为书写形态的早期文学的基本特征，为周代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商代以前是中国文学的传说时代，商代以后是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时代。这就是商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略有删改）

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最初是配乐的歌词。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则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加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