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本质来说，人工智能也无非人类的一种技术发明与创新。技术哲学认为，任何技术都是让人类逐渐从劳动的辛苦中摆脱出来。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与过去的各种技术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人们对过去的各种技术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为什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却大惊失色。在工具技术时代，各种工具取代人类作为工具性的肢体。此时的工具性技术就已经比人类强大。在机器技术时代，各类机器不但代替了人类的工具功能，而且其强劲的动力战胜了人类的有限气力。例如一台蒸汽机或内燃机的动力不知要超过多少人力。因此，从替代或超越人类来说，从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开始，多种多样的技术就从不同方面超越人类或取代人类。智能机器则因为其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而逐渐取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这样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合二为一，人类的劳动功能被彻底取代，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再也难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因此人类不得不惊呼“狼来了”。从历史来看，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或进步，总会有一部分人因劳动或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而失业，不得不面临转型。转型的方向总是从技术含量低的“低海拔”地区转向技术含量高的“高海拔”地区。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凭智力吃饭的人们也逐渐丢失饭碗，这让人类不得不担忧自己的未来。在目前依然是按劳分配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下，失去了劳动机会也就失去了对社会贡献的机会以及分配财富的机会，因此人们在人工智能大潮逐渐逼近之际表现出“狼来了”的担忧就显得十分合情合理。从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必然会给大部分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让人们感觉无所适从、无处可逃，因此人们普遍表现出惧怕、担忧的情绪，甚至想方设法阻挡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因为从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必然会给他们带来转型的痛苦，他们甚至会彻底丢失工作的机会。

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却是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在人类从以在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也需要实现脑力劳动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让人类全面解放的长期梦想有可能得到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将工具、动力和智力三位一体，能够自我学习、自我决策、自动控制，独立完成各种复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人类不知疲倦地生产出巨大的财富。人类从此可以摆脱劳动对人类的长期异化，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的人类全面解放。不被劳动束缚的人类终于可腾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过去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可以充分享受不受劳动束缚之后的闲暇，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需要从事繁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们，可以尽情地从事自己想做而没机会做的事情，人类可以在新的领域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理论探索》第2018.5期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②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③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④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⑤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都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并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集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还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语言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