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

羽戈

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汉语的音韵之美。譬如“我爸是李刚”一语，从字面上看，平淡无奇，呼喊起来，却大气磅礴，如倒峡泻河，飞流直下三千尺。

李启铭之流，现在叫“官二代”，按传统的称呼则为“衙内”。据考，衙内一称，起源于“牙内都指挥使”一类官职，因这种亲卫官多由高官故旧子弟担任，后来索性将“牙内”改成了“衙内”，用以通称官府人家的孩子。

古典话本中，不乏衙内小霸王的身影。最著名的自然是《水浒传》里那位高衙内。他爸爸是太尉高俅，掌管一国军政，比李刚显赫多了。高衙内相中了林冲娘子，威逼利诱，弄喧捣鬼，直至将林冲逼上梁山。我听人一说“衙内”，必先想起这位花花太岁。

长此以往，历朝历代便形成了一种藏污纳垢的衙内政治学。其要点如下：其一，一般而言，衙内本身并无权力，他们手中高举的巍巍权杖，不是来自国家的赋予，而是出于父辈的租借，直言之，就是狐假虎威。可别说，这虎威的威慑力，并不次于官府这头老虎。由此，权力出现了私有化的传承迹象，由父子私相授受。当然，也许一国之权力原本就是一个社团，乃至一家一姓所私有，但大宋朝的私，与高太尉的私，明显不是一回事，前者名目上依然得拉“公”之虎皮。于是，大权力藏小权力，公权力藏私权力，以私乱公，因私废公，权力内部恶性循环如斯，能繁衍出什么好果子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高太尉们并非君子者也。

其二，乍听上去，“衙内”就不是什么好词，我们熟知的衙内们，都是坏事做绝之辈。然而，衙内为恶亦有其道，他们不是打游击战，而是打阵地战，因此就有抱团之必要。衙内们团结起来，结党营私——这是衙内政治学的最高境界。修行到此境界，衙内便不会满足于调戏林冲娘子之初级阶段，他们必须考虑更正经、更长远的营生，变衙内为太尉，以图成就更大的气候，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有水平的衙内，根本瞧不起高衙内之流。

其三，施耐庵写《水浒传》，将助高衙内作恶多端的富安和虞候陆谦都写死了，唯独留下了高衙内，任其继续茶毒众生。这是为何呢？我以为，正是施先生窥见了衙内政治学的真义。衙内往往皆有安乐的收场，因为在专制国家，天意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天意，他们不受天意的眷顾，谁有资格领受呢？

犹记得今人拍《水浒传》连续剧，最终打破小说命意，由一帮泼皮将高衙内阉了，这毋宁是导演的一厢情愿。我却愿视之为一个宪政主义的亲切隐喻：那一刀，阉的不是高衙内，而是私有化的公权力。

我们无法定论，李刚是不是好官、清官；却可推断，李刚的家教实在不怎样，严格自律的家庭教育怎能教出这么骄横、猖狂的儿子。

高衙内害了相思病，高俅便找来富安与陆谦，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想来李刚读到这一段，必定心有戚戚焉。衙内犹如罗马城，不是一日落成。即便有了制度的缺口，高太尉们的溺爱与纵容，当是最有力的助推器。猜测太尉大人的意思，不仅弄权卫护其子作恶，乃至有意授权于子，传以衣钵，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有了高太尉，未必会生出高衙内；没有高太尉，则肯定没有高衙内。所以，衙内的病根，很大程度结在了太尉的身上。阉了高衙内还不够，必须阉了高太尉。

（节选自《杂文选刊·职场版》）

①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②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③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④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的信仰、对共产主义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衰弱。

⑤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